《与陈伯之书》是梁朝丘迟以私人口吻，写给叛将陈伯之的一封劝降书，被萧统收录在了《昭明文选》之中。陈伯之看了这封书信之后，深受震动，最终引兵八千来降。梁朝兵不血刃，只凭丘迟一纸片言，撼动了陈伯之八千铁甲，这篇作品也因此被誉为“千古劝降文压轴之作”。
这封书信单从文学角度来分析，有着极高的审美价值。从形式上延续着六朝骈文的绮丽文风，而内容上却有着战国诸子纵横捭阖的雄辩气魄，两种矛盾风格统一于一篇文学作品之中，这是十分罕见的。除此之外，这篇作品还应用了一种冷门的修辞手法，成为了全篇的点睛妙笔，被历来名家所推崇，在写作技巧上，同样成为不可多得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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骈俪文风，同样拥有实质内容
如果要论中国历史上哪一个时间段的文章最为富丽，六朝骈文是当之无愧的第一。这种文体多用四六短句，极为讲求对偶和声律，所以文章看起来工整，读起来顺朗。骈文是赋体和诗体的融合，兴起于汉末，极盛于六朝，后来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所用的“赋体”不是汉赋，而是从骈文发展而来的“律赋”。可见，六朝骈文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而《与陈伯之书》就是在这一时段产生的骈文，整部作品四六短句充斥，用典繁多，但言辞与语义却极为契合，是骈文作品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在古代文学当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骈俪文风兴起，慢慢会发展成绮糜滥调，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奢靡的风习。而历史上许多重要的文学变革就是从反对绮糜骈俪的文风开始的。
比如，中唐时期韩愈和柳宗元共同发起的“韩柳古文运动”，就是想要打破六朝以来盛行的骈体文风，将创作重新拉回到“文以载道”之上；无独有偶，北宋时期由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掀起的“诗文革新运动”，同样是从反对绮糜文风的“西昆体”开始的，倡导“文道并重”的朴实文体；除此之外，明朝“前、后七子”的复古、拟古文风，也是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淫哇奢靡”风气，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论调。
这就导致了一提起骈文，极容易引起因文体而产生的偏见，忽略了内容的重要性，并且形成了将“内容”和“形式”相割裂、对立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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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伯之书》的成功就在于，其作为应用文的实用性体现于文学审美性极高的骈文体裁中，富丽的形式并没有成为阻碍，反而成为了内容坚实的依托。骈俪工整的形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气场，以咄咄逼人的态势向陈伯之灌输自己的理论，在以说服对方为目的的“劝降文”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这就是《文心雕龙·情采》中所提出的：
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好的形式让内容表达更为顺畅，好的内容让形式展现避免空泛，两者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相互依托的。形式与内容两方面都达到精品的程度，才是经典的文学作品能流传千古的秘诀。
剖析利害，有纵横游士雄辩之风
《与陈伯之书》是一封劝降书，不论形式如何富丽，都不能取代其作为应用文的实用价值。所以，剖析其如何能说服陈伯之归降，才是对文本内涵最重要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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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作品的逻辑构造中，丘迟像战国时期的纵横游士一般，以精妙的节奏和完美的话术，使得“劝降”的实际功用得到最大的发挥。
节奏的掌控，是谈判话术的隐形筹码。
陈伯之曾经是梁朝的将领，后来因为部从的劝说而叛梁投魏，如今让他重新回到梁国，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是极为巨大的。其本身文化水平不高，勉强识得书信，性情较为急躁。在这些条件下，如何让陈伯之听进丘迟的劝说，就要依靠话语节奏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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