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张艺谋从未打算讲述“悲剧”的故事，他希望这部电影能让人们“欢笑”并产生更多的共鸣，因此他驱散了“讨说法”无法实现的焦虑和模仿。为了达到这种消化效果，张艺谋选择了普通人不会选择的陕西花腔旋律，他保留了碗腔的原始“叫板”，根据之前主流音乐美学的观点，这段旋律几乎是“土得掉渣”，但是张艺谋选择他作为电影的背景音乐。
陕西碗腔与影片中的纪录片风格相同，他没有人造雕刻的痕迹，天衣无缝图片和声音匹配。整部电影看起来像一部“土掉渣”电影，但这个“土掉渣”设置是电影发展的需要，也是主题的点缀，他会影响到这段音乐的旋律，但是失去了这段音乐就是失去了深度主题开发。
在世界电影的舞台上用张艺谋拍摄这样的一部电影是没有必要冒很大风险的。然而对于张艺谋本身而言，“不创新，哪里来的进步。《秋菊打官司》诞生于张艺谋大胆前卫的意识和勇气之上，他的出现向其他第五代导演表明，我们的电影能够处理“纪实美学”和“写实美学”之间的直接矛盾，权衡和妥协可以在商业和艺术思想上进行。
全国奇观
长期以来，人们过分强调“第五代导演”的意识形态，给他们贴上“知识分子”和“寓言者”的标签。后来的学者也将“第五代导演”的群作合并到“民族志”甚至“中国史诗级电影”中。直到《秋菊打官司》的出现打破了这个群体的认知，外界和学者看到了不同的文化景观，西方人也看到了不同的“民族奇观”。
有人说张艺谋是离经叛道，还有人说张艺谋是探索者的领导者，然而对于张艺谋，他从不喜欢被标记为“精英”，他希望自己的电影能被更多的人看到，关注并产生新的生活思考和反思。
北京大学的戴锦华曾评论说：
正如《红高粱》以其宽广的视野和民族的“创造”神话，标志着第五代艺术群体谢幕的辉煌风格，随着英雄的出现，他划定了西西弗式文化的英雄时代结尾，张艺谋用《秋菊打官司》和朴素无华绘制了一个新的电影文化句子。
【 弗式|《秋菊打官司》：第五代“西西弗式”的英雄时代文化的终结】从这个意义上讲，张艺谋创新就是成功。他把“文化符号”放入一个新的意义层，他主动跳出关怀的“被神话”，回归公众视野，对民族文化和社会现实进行新的思考。这种思考和反思更加人性化，更容易理解。《秋菊打官司》的出现对世界电影和张艺谋本人具有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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