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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征引史料繁复又不乏新颖。除官书政典外，因喀尔喀蒙古方志鲜少可资，作者发掘旅行记、调查报告乃至极为稀少的当事官员日记，大大丰富了读者对史实的认识。书中大量引用档案，其中官员奏折，清廷讨论、批复等，有助于还原决策的过程；除了台湾地区收藏的民国外交部外交档、经济部档、商业档等外，尤其令人羡慕的是，作者能够系统利用到台湾收藏的原蒙古国档案局庋藏的大量汉文商业档案。当然，作者十多年来往返于海峡两岸，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检索查询，收获亦丰。据我所知，有些资料，诸如《祥麟日记》《库伦边情调查记》《乌桓纪行录》《乌里雅苏台行程纪事》《乌里雅苏台日记不分卷》《科城商场案》《民国元年蒙乱前科城城外商场华商私有房产表》等，是经作者发掘引用才为同行所知，并补充了某些史实空白。发掘新史料加上作者细致梳理，深入分析，将清蒙关系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满大人的荷包》出版，作为学术前沿动态，应该予以关注。
游牧经济门类的短缺需要从周边寻求找补，这已是千百年蒙古高原族群演替的推动力。盟旗制度是清廷实行差异化统治的既定国策，通过分解整体、固定各旗王公封地、属民，有效实施对蒙古社会的控制。但封闭禁锢也使游牧经济传统的外向交流受阻。为维系蒙古游牧经济平衡，清廷通过操控对蒙商业，在满足农牧经济互补的同时，成功地使蒙旗社会产生经济依赖；同时接管传统自发的蒙古社会对俄贸易，以加强对边境的管控。事实上，利用商贸等经济手段辅助军政措施，从而层层控制蒙古，就清朝稳定统治来讲非常高明。
作者下述观察很有见地，让人耳目一新。她认为“清朝统治喀尔喀蒙古花费相当少的经费，却能有效的治理，得力于商人的协助。就商人来说，他们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优势”。作者所讲的天时优势，指清朝与准噶尔汗国耗费数千万两的战争，为商人以效力介入提供了机遇。所谓地利，指官设驿站为商贸活动提供安全路线，并为商民沿途开垦、放牧等带来便利。更有官员接受商请，违禁利用官驿替商号有偿带运货物。所谓人和，商人为清廷协运军需，垫付开支，服从管理并缴纳种种规费等。这些具体而微的内容在本书中比比皆是。
相关研究表明，辅助清军后勤的随营贸易使赴蒙商人得到清政府信任，由此得到清政府对隔离封禁地区的贸易特许。于是旅蒙商填补了蒙古社会对外贸易受限产生的空白。作者告诉我们，清政府对赴蒙贸易商人设立了周密的票照核查制度，同时设立关卡，抽税以裕国库。还告诉我们，“管理这么庞大贸易量，也需要相当人力物力。例如对库伦办事大臣或恰克图章京，除了官俸之外，该衙门并没有中央拨给经费。以恰克图章京衙门为例，嘉庆五年（1800），皇帝才下令由口北道拨给恰克图衙门办公银212.5两。对每年需支出超过一千两的恰克图衙门来说，杯水车薪”。作者研究表明，库伦和恰克图衙门都得仰赖商人的各种生息银、捐输、陋规、摊派、走私罚银等。既然正常开支经费不足以支撑，遂有化私为公堂皇理由。又因为有了化私为公，凡朝廷交办事宜且不拨经费或经费不足，遂可以用办事名义开辟新的陋规收入，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的勇于任事，以及清末蒙古地区推行新政，都不能排除这种化私为公的办事方式。读当事官员《祥麟日记》《额勒和布尔日记》等，官商融洽，跃然纸上。
化私为公如何与满大人荷包关联？作者以库伦为例，举陈箓《止室笔记·奉使库伦日记》提到清末库伦办事大臣的收入，包括旧款息银、新款息银、羊马折价、地方收入等，平均计算每年总在五十万两以上。清廷规定库伦办事大臣岁支养廉银才七百二十两，倘无其它收入几乎难以维系额外开销。作者并没有简单接受陈箓岁入五十万两说法，进而推论出大臣贪腐，而是根据档案资料周详核算，指出上述收入尚需上缴交理藩院或户部。譬如恰克图查验商民部票费；库伦、恰克图出口统捐银；铺户银等项目必须上缴中央。至于查地陋规银、商民台站免役银、库恰车驮捐银、甲商认捐巡防步队饷银、地基银等，才属于库伦办事大臣可支配办公经费及官员胥役津贴等。刨除上缴部分的分解核算，才能准确理解“满大人的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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