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利尔斯也是亨利的奴隶之一，和摩西是死对头。如果说摩西对黑人奴隶主的态度由最初的质疑到后来成为奴隶主爪牙的话，艾利尔斯对黑人奴隶主的反应则更直接、更激烈。艾利尔斯对自由非常向往，从一开始来到亨利庄园就一直想着要逃走，也曾多次逃离，但遭受了出逃被捕后被割去半只耳朵的严苛惩戒。他痛恨所有毁灭他希望的人，尤其憎恨沦为奴隶主走狗的摩西。在某次逃亡被抓后，他想“杀死身边所有的人，先是种植园里的所有人，然后是弗吉利亚、这个县所有的人，有色人和白人…拧断所有人的脖子，问题是从摩西开始，还是从主人(亨利)开始？摩西的脖子要粗一些”[1]85。他对摩西的憎恨是在摩西强迫他妻子高强度劳作导致流产之后爆发，他向警长告发摩西的逃亡。在女主人和罗宾斯的混血儿子结婚后，艾利尔斯如愿顶替了摩西的位置。
摩西和艾利尔斯，分别是黑人民族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代表。摩西的保守态度和艾利尔斯的战斗反抗，是他们应对阶级和种族压迫所做出的不同反应而已，其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获取自由。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实质上指向对黑人社区的领导控制权的争夺，两人的不合大大削弱了彼此的战斗力。在生存现实面前，他们最终都选择了妥协。但摩西的明哲保身没能让他如愿以偿地跻身中产阶级；艾利尔斯的告密更让自己成为了下一个“摩西”。
作为黑人民众代言人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的反抗压迫意识最为强烈。黑人奴隶主的出现，成功地把种族间的对抗部分转化成了黑人内部矛盾。奴隶主利用黑奴管理黑奴，把等级分化强行带入黑人内部，表面上缓解了黑奴对奴隶主的敌意，但黑人奴隶主实质上是白人经济的代理人，也是被白人幕后操作的傀儡；黑奴对黑人奴隶主的反抗实际上是种族反抗的延伸。因此，黑奴和黑人奴隶主之间的冲突具有种族和阶级压迫的双重涵义。有着主张差异的民族主义者(如摩西和艾利尔斯)各自为营，争相为黑人代言。他们为了黑人社区领导权的争夺变得水火不容，于是进一步分化了黑人内部的战斗力。摩西和艾利尔斯之间的不合直接指向黑人历史上出现过的“华盛顿和杜波依斯间的争论”[4]24，无论是保守主义者还是激进主义者，都没能实现黑人期待已久的真正的自由。摩西众叛亲离的下场和艾利尔斯重蹈摩西覆辙的预示，表达了琼斯对黑人民族主义者解决压迫问题的不同方式的失望。摩西被抓之后，艾利尔斯备受良心的折磨，“他需要塞拉斯特告诉他回家的正确道路。他怎能忘记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在那一刻，他担心如果总是和愤怒的白人混在一起，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他知道，在摩西之后，他是下一个，再下一个就是路易斯，一个黑人妇女的儿子。如果这些白人需要更多，他们会找上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没有自己想的那样和白人一样白”[1]373。
四、黑人文化遗产中的自由力量之源
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米达尔和美国黑人社会学家E.富兰克林·弗雷泽认为，美国黑人是没有历史的民族，欧美主人不过是单向地把衡量黑人准则的白人中产阶级价值观传递给了奴隶。弗雷泽在《美国的黑人》中指出，美国黑人的价值观是白人中产阶级价值观的病态精品。然而“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音乐学和语言学的最新研究不仅对这些结论提出了挑战，而且还令人信服地证实了长期为美国黑人所持的信念，即，黑人文化与白人社会之间的冲突，导致了黑人中和他们社区里既是毁灭性的又是创造性的压力”。美国黑人在黑人和美国公民身份之间的平衡遭受挫折，这迫使他们从根本上转向他们的族群寻求保护和引导。“在族群内部，黑人被训练得使这些压力内在化，或把夭折的社会能量变为文化能量和表达……这一文化适应过程兼有自我保护和补偿的文化行为”[4]19。
科格在《黑人奴隶主》中，把奴隶分为3类：农奴、家奴和手工艺奴隶，他认为农奴受白人文化影响最少，最具有反抗意识，[6]42-44他(她)们在黑人社区形成了独特的黑人文化传统。尽管黑人下层阶级是“被排除在完全分享更大社会制度之外”[4]25的人群，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遭受种族歧视和阶级剥削双重压迫，挣扎在生死边缘，但他们以苦作乐，信仰宗教，形成温暖的大家庭，在恶劣的环境中寻求生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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