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人物的了解和研究而言，日常形象最难得，最见性情，也最容易让后世读者感同身受，从“人之常情”中体会历史人物在令人高山仰止之外的亲和力。当然，以鲁迅之大才，行文之通达、见识之超拔，胜于汤，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不过，对完善章先生之经历、人格，认识章先生之地位而言，二位弟子的文章则各有千秋。
“九一八”之后，汤炳正在北京见过鲁迅一面。他在《从鲁迅先生的“像”说起》一篇中，写到各种鲁迅“像”的艺术变形之外，他的直接印象：鲁迅先生“温和、沉挚而冷静，目光慈祥却透露出一股敏锐的光芒，好像任何东西在它的射击下都要‘入石三寸’。他在谈话时，虽然涉及极可憎恨的事，也不会使你感到有种‘风云变色’之势；他的愤怒是‘内蕴’的而不是‘外露’的。”
多年之后，他在给孙儿汤序波的信中，教诲他学写散文，仍在强调要读鲁迅：“首先学他观察问题的深刻性，其次是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再其次是语言运用上的精炼透辟，色彩鲜明。总之，学写散文，第一步的要求是观察事物，有独到的（深刻的）看法，其次再考虑用什么样的形式和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
可见，无论在治学研究上，汤炳正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如何被恩师嘉许，仅就写文章而言，他对鲁迅的钦服是显而易见的。或者说，同是章先生的弟子，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揣摩本是一体的，对太炎先生的治学思想和家国情怀的继承也是一体的，这一点只需看看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体会一下汤炳正散文中流露出来的家国怀抱，即可明了。只是因个人性情不同，略有侧重而已。
沧桑忆旧
散文的一大功能，就是亲历者在回忆中补充历史叙事的空疏，也检视自己人生来路上的欢喜歌哭，给后人以共情和共鸣。好的散文，为艺术，也为人生；为历史，也为未来；为自己，也为苍生。所以，散文中，回忆题材最多。但其实回忆文章并不好写，写得情理兼备、公私兼顾，也并不容易。汤炳正以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学业背景，以自己在章门受教，在声韵学、文字学、楚辞学研究方面的种种造诣，以及三十年代初在北京、抗战期间在山东家乡、在四川成都，以及建国后在贵州、四川等大学任教，“文革”期间被冲击的万般苦闷愁苦的阅历，写成《听罢溪声数落梅》的25篇散文和多篇序跋、书信，让人得以了解“学者散文”的另一重要收获，也了解一个专业领域声名赫赫、普通读者群中响应寥寥的大学问家和大散文家的一生。这样的一生，自然也是历史的又一份旁证。
所以，散文之大，并不在题材，而在气象。所谓书斋虽小，格局不小；书生虽弱，文道合一的家国情怀却刚健有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所以会有“学者散文”出现并形成热度，实际上并非市场炒作的某著名作家为代表，如今看来，以历史的断章行民族主义的空洞抒情，其实是与严谨中正、克制守诚、外圆内方的学者精神相背离的。“学者散文”的真正代表，反而应是那批真正阅历丰富、学识渊博的学者、作家，他们在博识和才情的基础上，“融合情趣、智慧和学问的文章”（余光中 《剪掉散文的辫子》）。孙犁、杨绛、季羡林、张中行等，均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散文，是书生亲历历史的波谲云诡之后，由书而人生、而人格的进一步思考和完善，是给情理文章增加知识见识、文化厚度、思想深度和人生境界的附加值。汤炳正的散文应在此序列之中。
无论是《失落的童心》《海滨拾趣》中的童年意趣，还是《关于“书”的故事》《无名书屋话沧桑》中的书斋沧桑；无论是求学北京，采访赛金花之后，写下《彩云曲》，还是在章太炎去世之后，与诸位同门艰难赓续“章氏国学讲习会”；无论是写抗战爆发，困守家乡小岛的《“孤岛”三五事》，还是写太平洋战争爆发，四处求职奔波的《海岳烟尘记》；无论是写“文革”期间重病缠身的《“劳改犯”的自白》《万里桥畔养疴记》，还是写矢志求学问道的《治学曝言》《自述治学之甘苦》，汤先生都在追求一种以文章涵养精神，以问学怀抱天下的境界。他践行沉静从容、温暖平和、洒脱质朴的表达风范和“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的行文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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