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锴：下笨功夫，做真学问( 三 )
宣宗大中五年至九年 ， 李商隐在东川柳仲郢幕府生活了五个年头 ， 此间他是否回过长安？在历代研究中 ， 只有曾国藩在《十八家诗钞》中说过一句李商隐“曾回京一次” ， 但未提供任何佐证和考证 。刘学锴《李商隐梓幕期间归京考》一文 ， 则由《留赠畏之》《行至金牛驿寄兴元渤海尚书》等诗中出现的明显矛盾生疑 ， 继而通过对《为同州张评事（潜）谢辟启》《为山南薛从事（杰逊）谢辟启》《赠庾十二朱版》等诗文所涉人物行迹的细致辨析 ， 考明大中七年仲冬 ， 在梓州幕主柳仲郢的安排下 ， 李商隐曾有过一次归京探亲之旅 ， 并指出这段行程的意义 ， 在于释放了李商隐郁结已久的怀土思亲之情 ， 从而导致其后两年的诗歌“没有再出现先前那种强烈而频繁的思乡情绪 。”类似考辨 ， 有益于深化对李商隐其人其诗的认识 。
改革开放以后的“李商隐热” ， 最引人注目的是袁行霈主编的教育部推荐教材《中国文学史》 。在以往的文学史著作中 ， 李商隐往往只占一节的篇幅 ， 在这部文学史中则改为列专章论述 ， 李商隐得以与从屈原到曹雪芹那些公认的古代一流作家并列 。对于这个变化 ， 各种意见都有 。面对某些质疑 ， 作为“李商隐热”的主要推动者 ， 刘、余两位倒一直显得淡定从容 ， 因为他们的结论 ， 都是从深入研究中得来 ， 有其坚定底气 。
比较而言 ， 余恕诚为文力求创新 ， 并认为李商隐之所以成为卓然大家 ， 主要缘于义山“无题”诸作在“表现心灵世界”上的独创新体与重大开拓 。而刘学锴因历来对李诗的歧解纷出 ， 则更重视在继承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和创造 ， 他既在整体上概括义山“感伤情调、朦胧诗境、象征色彩 ， 抒写内心幽隐情绪 ， 歌咏悲剧性爱情体验、人生感慨”的诗歌风貌 ， 又揭示李商隐“在一系列传统题材、各种体裁中都有一流之作和创造性贡献” ， 认为这是“全面理解李商隐、恰当评价其地位”的重要一端 。《李商隐与宋玉——兼论中国文学史上的感伤主义传统》《古代诗歌中的人生感慨和李商隐诗的基本特征》两文 ， 列举大量富有感伤色彩、饱含人生况味的义山诗歌名篇 ， 证明将李商隐置诸李白、杜甫、曹雪芹等一流文人行列中 ， 确有其依据 。历史总在向前 ， 对一个作家的认识也往往处在变化之中 ， 宋人即高倡“子美集开诗世界” ， 李商隐则直到清代才有吴乔提出“唐人能自辟宇宙者 ， 惟李、杜、昌黎、义山” ， 但不能因为后出 ， 就忽视某些经典价值有再发现再评价的可能和必要 。
刘学锴曾自谦其李商隐研究 ， “用的方法基本上是传统方法 ， 没有多少新花样 ， 但自感每一步都走得比较踏实” 。踏实是肯定的 ， 但他的研究也表现出新的学术理念 ， 《分歧与融通——集解李义山诗的一点体会》《古典文学研究中李商隐现象》等即为代表 。这些文章既是李商隐研究的重大进展 ， 对于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入也有借鉴意义 。
清代以后 ， 李商隐研究渐成气候 ， 但问题不少 ， 方法落后是重要原因 。刘学锴云：“特别是索隐猜谜、穿凿附会的解诗方法 ， 从吴乔发端 ， 到程梦星、冯浩大加发展 ， 到张采田则登峰造极 ， 产生了极为深远的负面影响 。不走出索隐阴影 ， 李商隐研究就会越来越陷入误区 ， 不能自拔 ， 甚至走火入魔 。”他认为这种“索隐现象” ， 以及与之相关的“钟摆现象”“纷歧现象” ， 归根结底是由于“对李商隐的象征诗风缺乏深入的探讨和科学的评价” ， 因此必须着力折中分歧 ， 追求更高层面的融合众说和统摄 ， 他对《锦瑟》一诗的阐释就是如此 。《锦瑟》诗旨 ， 长期异说纷纭 ， 刘学锴指出它们“既有其各自的优长与合理性 ， 又各有其自身的缺陷” ， 必须互补和融通 。他认为：“（诸种）异说虽貌似互不相干 ， 但实际上却是一体连枝 ， 异派同源 。这个‘体’和‘源’就是具有悲剧身世 ， 在政治生活、爱情生活和婚姻生活上遭遇过种种不幸的感伤诗人李商隐 。他的诗 ， 就是上述种种不幸的表现和寄托 。”这就在解诗理念上为把《锦瑟》“还原为一个艺术整体”扫清了根本障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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