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的是 ， 中国的城市并不一定需要物质化的情境来回忆前生 ， 记忆的密码藏在文字的传统里 ， 寄寓于代代传承的自然与人情的微妙勾连中 。在这种传统里 ， 石崇、绿珠不再是抽象的历史人物 ， 而是这座城市本身 。
今日汉魏故城的大路并不就是昔日的洛阳大道 ， 后者已经深埋在遗址公园的地层下 ， 但是它直观地表达出那个时代的空间感 。这些大路也多半和昔日的出入道路有所重叠 。
长安 ， 山川城郭都非故
人们对西安并不陌生 ， 但我感兴趣的是唐代的长安 。那时候 ， 《大明宫词》这样洗脑力强大的通俗剧还没有开播 ， 我喜欢开元天宝遗事 ， 但谈不上是什么“研究” ， 我心目中的长安不过是小时候爱听的《薛刚反唐》一类评书的注脚：
“且说薛丁山大兵奏凯回朝 ， 在路行程非止一日 ， 到了长安……次日早朝 ， 御玄武楼 ， 受西域贡礼降表 ， 众将卸甲入朝……”
那时我从没想过“玄武楼”之类是否真的存在 ， 就像明代的城墙把唐代的若干残迹 ， 比如皇城西南的含光门包裹在了里面 。
如果是清代人的演义重新“发明”了唐朝 ， 《大明宫词》也许就统一制定了旅游区的国家标准 。
事实上这种近代的“发明”并非全无意义 ， 就像大多数古城其实不能简单地用哪一个时段—唐代的 ， 宋代的 ， 甚至清代的—来标定 。
因为生活之河在流淌 ， 城市不是西伯利亚万年前冷冻的猛犸象 ， 而是持续发展的结果 ， 它只能在“最近”和“我”身上发生意义 ， 这种意义也就是历史的意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不尽完美 ， 但属命定 。
那时 ， 我见过的唯一的“长安”的“证物”——老西安的老火车站——和大众热望里的“历史”无关 ， 相反它是“现代”的鲜明标记 ， 在它初次浮现时 ， 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两年 ， 这个新鲜事物一定引起了不少的惊愕 。
西安站的选址在明代城墙的正北 ， 安远门外 ， 在唐代可能是城内 ， 紧邻着发生众多历史事件的寂寥的北苑 ， 比如“玄武门之变”、唐玄宗杀死韦后和安乐公主的“唐隆之变” 。在早期西方摄影家如恩斯特·鲍希曼的镜头中 ， 这里原本冷落得如同火星 。
作为一座“废都” ， 西安常常被拿来和现代的罗马对比 ， 后者 ， 尤其是它的公共讲坛区域的废墟 ， 已经成了西方文明起源的标准像之一 。然而 ， 如果说古罗马依然历历在目 ， 请不要指望在西安可以看见太多长安 。
绕过横七竖八的彩钢板 ， 偶尔你可以找到一片考古工地 ， （想象着）“往下看” ， 在单片的“历史保护单位”中 ， 你看到的往往都是这种地层以下的过去 。
通过考古学者的挖掘 ， 个别深埋于地下的长安重见天日 ， 上面的车辙印记淡淡地告诉你过去生活的真实—在西安的大多数地方 ， 如果有一定的历史知识 ， 你完全可以随便想象你生活在数千年前的生活中 ， 因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时代的生活已经貌似有了太多细节 ， 以至于看到隋唐里坊的著录 ， 或是偶然有戏剧性的考古发现 ， 你便可以将这种想象与文学文本中某个遥远的人物确凿相连——但事实上又了无实据 。
令我们“念兹在兹”的丰满的过去毁坏了……既因天灾人祸 ， 也缘于随那汽笛声而来的“现代”的风暴 。倒过来说 ， 毁坏并非没有意义 ， 自从有“长安”这个意味不凡的地名以来 ， 也就有对它深情而怅惘的回望 ， 它其实是以此著名的—尤其在唐朝近三百年的辉煌结束以后 ， 在长安以外的地方看长安 ， 看不见的长安 ， 实则构成了另一种长安 ， 或者准确地说 ， 对长安无尽的想象 。
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现代人也许是鲁迅 。1924年 ， 时任陕西省省长刘镇华邀请他去西安开办讲座 ， 适逢他正打算写一部以杨贵妃故事为蓝本的长篇历史小说 ， 双方一拍即合 。
那时候从北京到西安足足要走一个星期 ， 然而长途跋涉之后 ， 这位以狷介著称的学者却得出了让主人尴尬的结论：“看到这种古迹 ， 好像看梅兰芳扮林黛玉 ， 姜妙香扮贾宝玉……本来还打算到马嵬坡去 ， 为免避看后的失望起见 ， 终于没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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