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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人假装贵族背后, 是中国1亿中产的求而不得( 二 )

2万人假装贵族背后, 是中国1亿中产的求而不得
通过细分自己的偏好品牌以展现自己的品味如齐美尔对都市生活的“与别人不一样”的消费的理解 ， 不止有炫耀的成分 ， 更是以此加强都市生活中短暂却紧密的人际联系 ， 同时也加强着每个个体作为人的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性的普遍人性 ， 一种从历史中解放出来的个人所希望的自己与别人有所不同的理想 。 其结果 ， 有如“神奇的魔力” ， 这些新兴中产阶级“戏剧性展示”的消费主义倾向却可能产生集体认同 ， 并通过集体认同从而认清自己与他人 。 这就是奈格里和哈特所说的广义上创造性的非物质生产的符号劳动如何占满全部的社会生活 。所幸 ， 历史上但凡此类社会转型 ， 总不乏德鲁克这样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行动者为之代言 。 右派的列奥· 斯特劳斯和左派的安东尼奥·奈格里都注意到 ， 霍布斯时代亦然 。 他的名著《利维坦》以自然法意义的权利观即“人性公理”来对抗权力 ， 勇敢地为当时新兴的中间——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代言 ， 开创了现代政治的道德哲学 。但是 ， 今天中国社会的传统知识分子虽然遵奉着现代知识分子的定义 ， 却更袭自儒家的事君传统 ， 喜开“圣言”却独立在更为广阔的阶级冲突之外 ， 对新兴中产阶级兴起的社会事实视同不见 ， 仿佛自身就是一个封闭的知识阶级 。 所以 ， 如果对照霍布斯时代 ， 中国知识分子的矫情和暧昧无疑是一个耻辱 。一言以蔽之 ， 消费主义创造着中产阶级 ， 颇类似民间俗语常说的“越花越有” 。 也基于此种消费主义解释的中产阶级观 ， 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许还未培养出足够的知识分工体系 ， 或者还继续依附在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庞大体制下 ， 但是 ， 却因为淘宝购物、互联网支付和境外旅游的快速增长 ， 在过去的十年里迅速形成了一个强度可观的消费主义浪潮 。 事实上 ， 根据OECD发展中心2010年的一项研究 ， 中国的新中产们正在成为世界领先的消费群体 ， 2007年他们平均每周花费大约9.8小时购物 ， 大大超过刻板印象中消费主义泛滥的美国 ， 后者只有3.6小时；更有超过40%的中国受调查者承认 ， 购物是他们最热衷的休闲活动 。麦肯锡2013年估计 ， 这意味着到2022年中国的城市消费者将有75%达到年收入9000〜34000美元 ， 即中产行列 。 当高频消费已经成为去不掉的惯习 ， 中国市场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 ， 一个新阶级或许就此诞生 。 他们 ， 连同上层阶级对奢侈品的消费 ， 在2014年达到1060亿美元 ， 占世界奢侈品消费份额的46% ， 其中76%消费发生在海外 。虽然规模占人口比例尚低（12%） ， 而且居民消费支出占产出的比例只有37% ， 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61% ， 但这已经改变了他们与国内产业结构的关系 ， 甚至与精英阶级的关系 。▍“独子继承制”的生命政治生产但是 ， 这仅仅反映了作为经济阶级和社会阶级的中产阶级 。 从哈特和奈格里对（中产）阶级定义的属于生命政治维度的强调 ， 它不仅是政治斗争的结果 ， 中国中产阶级的快速增长乃至可见度——社会力量的爆发还有其内生原因 ， 除了采访人员、知识分子这样的社会行动者 ， 还需要进入生命政治范畴的生育、家庭、财产和阶级的关系 ， 构想它们到底如何改变着惯习和事物之间的共谋关系 。很多人尚且难以同意非传统的消费主义解释 ， 如消费越多越中产 ， 追求差异化消费也可能是中产内部碎片化的一个驱动或者证明 ， 那么 ， 他们大概更难以相信中国特色的国家主义的计划生育政策居然可能也在加速制造着中产阶级 。 其实 ， 这一假说并不奇怪 。 例如 ， 在过去几年的女权主义争论中 ， 就出现了一种论调 ， 由于计划生育的一胎化政策无意中起到男女新生代的家庭和教育资源的平均化作用 ， 从而保证了较之以往更多的女性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从而进入较高阶级 ， 这部分女性对计划生育以及国家主义所提供的“性别机会”颇有好感 ， 而反对那些反对计划生育的主张 ， 并对“二胎化”忧心忡忡 。其实 ， 女性教育机会本身就可以作为中产阶级扩大的一个衡量指标 ， 何况女权主义运动本身在欧美的历史进程中 ， 都属于中产阶级范畴的运动 ， 反映着中产阶级的性别和权利意识的变迁 。 与此相关 ， 在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中 ， 诸多研究都表明 ， 生育率变化与人类发展指数（HDI）、经济增长、开放度乃至财富累积等中产阶级形成的衡量指标 ， 有着几乎唯一的显著相关性 。 而且 ， 生育率变化引致的中产阶级的扩大 ， 与前述消费主义所证实的中产的地域分布也高度重合 ， 呈现集中于东部沿海省份 ， 然后向内地逐渐扩散的态势 。 这意味着 ， 中产阶级的形成可能是计划生育部门强力推行计划生育的一个非意向性结果 。我们知道 ， 中国的生育率从1970年代初开始呈现快速下降趋势 ，从 1970 年的 5. 8% 下降到下降到2000 年的 1.8% 左右 ， 甚至有推测说为1.6% 。 与此同时 ， 表明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人口总抚养比快速上升 ， 到2013年已经达到353 ， 即每1000个工作人口要抚养222个儿童和131个老人 ， 超过成熟社会的台湾省 ， 提早进入到一个老龄化社会 。这一“提早”进入高龄和少子社会的“危险”信号 ， 也许正包含着认识中产阶级形成之快超乎意料的另一个解释 。 国内相关研究表明 ， 因为一胎化对教育和其他的投入有减少储蓄率、增加消费的效应 ， 而老龄化则正好相反 。 而且 ， 生育率最早降低的沿海省份 ， 对人力资本增加、和人类发展指数都有贡献 ， 这一再佐证生育率降低与收入增加的正相关性 。进而 ， 如果考虑到30年的大跨度和同时进行的老龄化趋势 ， 便意味着计划生育不仅刺激了人力资本的家庭内集中 ， 而且对代际间财富积累也有集中效应 。 通过计划生育和市场经济、高等教育普及和开放市场等社会条件的结合 ， 从而加速造就了一代新的中产阶级 。 证明之一 ， 万事达公司2016年对中国妇女高等教育先驱指数的测算 ， 中国该指数为66.3 ， 高于亚太平均水平57.6 ， 这证实了低生育率对女性高等教育改善（实则中产阶级扩大的指标）的积极促进作用 。这些看上去费解的关系 ， 其实描绘了一个现实生活中都能感受到的故事：20世纪八九十年代较为模糊的阶级出身和家庭 ， 为人父母者和2＋2的祖父母两代人都争相把各种资源用于独生子女的培养和教育 ， 一代人在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财富积累与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同时进行 ， 后者也受益于市场化的教育产业化和大学扩招 。换句话说 ， 超过30年的强制独生子女政策其结果 ， 便等同于引入了长子继承制 ， 不仅只用了30年时间就完成了欧洲历史上需要100多年才能完成的人口控制目标 ， 这本是计划生育部门常引为自豪的政绩之一 ， 更重要的 ， 还根本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家族继承－分割模式 ， 如“4-2-1挤香肠”一般几乎同时完成了中产阶级的扩大和阶级的“缩小再生产” 。当然 ， 这一中产阶级的快速扩张和形成 ， 无论是由消费还是财富所衡量的群体规模 ， 并不直接意味着阶级的形成 。 但是 ， 政治往往是因为它的非意向性结果而改变 ， 计划生育政策亦然 ， 它不仅影响着经济增长、地域差异、人力资本等中产阶级形成的条件 ， 而且 ， 生生地强化了家庭在中国社会的财富积聚功能和确定阶级边界的标志功能 。 中产阶级的模糊边界便转化为清晰且内卷化的家庭边界 。由此 ， 一方面 ， 我们才可能理解高校规模虽然扩大 ， 但高考被赋予的阶级再生产的社会意义却超过阶级上升 ， 从而成为所有中产家庭的核心任务；才可能解释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 ， 尤其是学区房的价格飙涨和所谓“丈母娘”压力 ， 以及近年来围绕阶级融合产生的所谓凤凰男等等社会问题 。 财产婚姻的重要性压过1980启蒙年代以来的罗曼蒂克婚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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