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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人假装贵族背后, 是中国1亿中产的求而不得

2万人假装贵族背后, 是中国1亿中产的求而不得
法国凡尔赛宫闻名世界 ， 其外表宏伟壮观 ， 内饰富丽堂皇 ， 近日却被赋予新的含义 ， 暗指“漫不经心地炫耀 ， 故作苦恼地卖弄 ， 欲拒还迎地责怪” ， 比如在朋友圈晒包 ， 或佯装苦恼地在朋友圈炫耀自己被错认为明星的尴尬 ， 等等 。 这固然是新媒体下的新现象 ， 即普通人用一张照片、一段文字伪造一种想象中的贵族形象 ， 但也折射出社会群体的流动性焦虑 ， 一种对上流社会求而不得的调侃与仰望 。本文作者从中国中产群体的形成入手 ， 在国企改革之后 ， 非农与农业户口 ， 干部与群众、知识分子等细分身份 ， 构成了公众主要的认同依据 。 20世纪80年代后 ， 伴随新技术革命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非物质生产”中（文娱、图像、符号等） ， 通过脑力活动同时影响人们的身体和大脑 ， 改变人们的感觉（兴奋、情感等） ， 形成了哈特和奈格里所谓的分众（Multitude）的概念 ， 也弥合了普通劳动者和传统中产群体的“代沟” 。 相较工人群体 ， 中产群体内部高度细分 ， 在消费主义之下也出现了“以消费体现差异性”的行为 。 中产的集体认同 ， 颇似俗话所说的“越花越有” ， 超过40%的受调查者承认 ， 购物是他们最热衷的休闲活动 。本文作者也提出一个颇有新意的观点 ， 即中国中产群体的产生可能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意外结果 ， 不仅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机会 ， 更使父母和祖父母争相把各种资源用于独生子女的培养和教育 ， 一代人在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财富积累与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同时进行 ， 生生地强化了家庭在中国社会的财富积聚功能和确定阶级边界的标志功能 。 而这也是中产群体感受到分众的存在 ， 凸显群体内部不同人群之间的共情成为可能 。 “低调地炫富” ， 便是中产群体对财富敏感、群体区隔敏感的一大佐证 。在一个充满敏感词的互联网话语时代 ， 充斥着各种语义混论的现象 ， 但是很少有一个词像中产群体 ， 其词义和社会的自我理解都存在着如此的混乱和不确定 。 但在过去几年间 ， 从城市马拉松运动到海外购物大军的兴起 ， 从最近的雷洋案到国家主席紧急呼吁善待“中间收入群体” ， 一个似乎语义模糊实则越来越清晰的中产阶级 ， 前所未有地被快速聚焦在政治舞台当中 。 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如何炼成的？本文旨在厘清有关中产阶级的叙述 ， 以哈特和奈格里的分众理论为基础 ， 递进提出一个中国背景下的理论假说 ， 即中产阶级与强制计划生育的加速形成的关系 ， 在此基础上展望其未来的政治意义 。▍阶级、身份和中产阶级话语在过去20年的中国市场经济的公共话语中逐渐淡化 ， 不能不说是一件奇怪的现象 。 毕竟 ， 在“前30年”里 ， 阶级话语和阶级斗争一直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 。 从那之后 ， 随着阶级斗争路线的淡化 ， 不仅“阶级”迅速从公共话语中消失 ， “工人阶级的消失”也成为社会学界的一个唏嘘话题 。 进入21世纪 ， 才先后出现了权贵阶级、新农民工阶级和新中产阶级的使用 ， 似乎 ， 知识分子与公众的阶级意识随着这些阶级的可见度上升而复苏 。而理论上 ， 是阶层以及社会分层理论 ， 在1992年后的20余年里逐渐取代了阶级和阶级分析的理论地位 ， 只有在意识形态部门和权力部门的内部报告上还能偶见阶级的字眼 。 而对阶层的划分依据 ， 无论复合了多少指标如收入差距、社会地位、职业等 ， 都属于垂直态的结构 ， 投射了研究者本身固有的等级差序 。与此同时 ， 在这样一个阶级识别的混乱时期 ， 特别是围绕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定义——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而发生的国企改革之后 ， 所谓身份认同 ， 曾经在很长的时间段里平行甚至主宰着阶级结构 ， 在阶级认同淡化的市场经济时代 ， 再次成为公众主要的认同依据 。 那就是干部与群众、党员与非党员、非农与农业户口等 ， 以及这些身份的细化 ， 如高干或领导干部 ， 以及一个特殊的身份——知识分子 ， 和一些社会边缘身份／群体如“两劳释放人员”、“小姐”等 。 这些新旧混合的身份认同 ， 一方面帮助人们识别、划分着各种新旧社会群体 ， 另一方面继续顽强地嵌入一个垂直的社会等级差序 ， 影响着学界的社会分层划分 ， 也反映了公众的权威主义心理 ， 一个近乎前现代的等级观念 ， 也就是阶级概念的前身 。2万人假装贵族背后, 是中国1亿中产的求而不得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 ， 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区分了前近代的等级和近代出现的阶级 。 他们从人格、阶级和自由的角度 ， 谈到作为人格的个人和阶级的个人的结合在前近代是与生俱来的 ， 而在近代则是偶然的 ， 并且以自由的名义 ， 以此区分等级与阶级 ， 进而 ， 阶级的整体性则是在对抗中产生的——即通过阶级斗争产生的 。 这是我们今天理解阶级形成的起点 。以大革命前夜的法国为例 ， 社会分为三个等级：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 。 这第三等级 ， 也就是普通人 ， 包括农民、商人和知识分子 ， 占人口的96% ， 承担着纳税义务 ， 是被僧侣和贵族支配之下的被统治阶级 。 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之一 ， 就是因为一位名叫约瑟夫·西耶斯的僧侣 ， 在1789年1月出版的一本政治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 ， 而点燃了革命之火 。 不过 ， 这个看似与中产阶级相去甚远的“第三等级”概念 ， 在今天同样可能被唤醒 ， 然后建立起中产阶级的自身想象：2013年出品的电影《第五等级》 ， 就源自1965年底特律的一份无政府主义报纸 ， 相对于主流媒体的“第四等级” ， 而指代那些中产阶级内部的反叛群体 ， 如今天的博客作者和黑客群体 ， 特别是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所代表的觉醒 。不过 ， 传统的中产阶级 ， 在“新中间阶级”出现并且指代了中产阶级之前 ， 却指的是资产阶级 ， 即布尔乔亚 。 在霍布斯和斯密的17世纪是如此 ， 在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时代也如此 ， 中产阶级即所谓布尔乔亚小资产阶级 。 直到别尔嘉耶夫 ， 相对列宁主义以及俄罗斯传统对社会中间样态的排斥 ， 首次并反复提出了新中间阶级的概念 。战后 ， 德国社会学家达伦道夫的《工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冲突》一书终于系统性地论述了新中间层（阶级）的兴起 。 与马克思关于劳动阶级同质化的预想相反 ， 这一兴起是伴随着（1）股份公司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2）依据熟练劳动程度的不同而出现社会分层；（3）通过教育流动而实现一般化；（4）因社会平等的进步而否定了无产阶级贫困化等结构性变化而出现的 。 达伦道夫对中产阶级的这一论述 ， 很快成为20世纪下半叶的主流 ， 但实际上 ， 围绕中产阶级如何炼成的问题 ， 争论才刚刚开始 。▍中产阶级的结构位置和可见度因为 ， 在过去30年间 ， 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似乎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加速度进行 ， 不仅那些新兴中产阶级内部认识混乱 ， 连其中可能最有阶级建构意识的知识分子和公民积极分子也不知所措 ， 甚至至今不肯承认这一社会事实 ， 似乎还打乱了政府治理的节奏：面向新兴中产阶级的经济政策——供给侧改革 ， 被迅速扩充到“善待中间收入群体”的政治关怀 。 这在传统的中产阶级理论看上去颇难解释 。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戏剧性的变化？问题在于 ， 如何确定这个阶级的位置以及它与其他阶级的关系？马克思之后 ， 现代的阶级分析方法都把阶级位置及其复杂性作为主要关怀 ， 如美国社会学家赖特所列举的五重复杂性：从阶级关系推导出的阶级位置复杂性；个人在阶级位置中的复杂性或多重性；阶级位置短暂特征的复杂性 ， 如职业和职位；阶级关系中的阶层；以及家庭和阶级关系 。本文对中产阶级的关怀同样不基于经典的生产关系 ， 而是对应赖特的阶级位置社会学 ， 试图沿着韦伯主义对“阶级处境”的路径 ， 关心特定阶级的生活机会 ， 从他们的市场处境或者财产效用来辨别其“结构性位置的集合” ， 也就是根据他们的消费主义倾向来判断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 ， 进而联结其家庭和阶级关系 。传统理论所指的中产阶级是基于职业分工的 ， 是那些专门职业群体如律师、医生和工程师 。 当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模式日益发达 ， 职业经理人就逐渐成为中产阶级的主要职业代表 ， 贯穿了几乎整个20世纪对中产阶级的严苛判断标准 。 他们以专业知识和技能享受较高的报酬和社会地位 ， 区别于企业主构成的资产阶级和主要出卖劳动的工人阶级 ， 也区别于所谓的上流阶级 。但是 ， 20世纪80年代后 ， 新技术革命造成了一个规模不断膨胀的“非物质生产”群体 ， 再次改变了中产阶级的构成 。 如哈特和奈格里所强调的 ， 这个“非物质生产”劳动 ， 是“生产观念、符号、代码、文本、数据、图像和其他类似产品” ， 也就是“影响力劳动” ， 通过脑力活动同时影响人们的身体和大脑 ， 改变人们的感觉 ， 如轻松、舒适、满意、兴奋或情感等 。这一劳动形式前所未有地形成了共同生产的可能性 ， 并且使得共同抵抗资本成为可能 ， 也就是均等的抵抗机会 ， 形成了哈特和奈格里所谓的分众（Multitude）的概念 ， 它区别于旧的劳动阶级 ， 也第一次弥合了劳动阶级和传统的中产阶级概念 。这大不同于传统的中产阶级理解 ， 而且 ， 更重要的 ， 这一新阶级是生命政治意义的概念 ， 在生命政治生产（biopoliticalproduction）意义上的 ， “不仅限于严格的经济学的物质生产 ， 也触及到生产社会生活、文化和政治的所有面向” 。 然后 ， 在这一生命政治意义上 ， 分众蕴含着均等的抵抗机会 ， 也可能把整个社会空间变为政治剧场 。 如此 ， 才能理解1999年西雅图以来 ， 世界范围内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和新社会运动高潮之间的关系 ， 包括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中东革命 。而类似却更早的说法 ， 如著名管理学者彼得· 德鲁克1994年所做的观察 ， 工人阶级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因为工业革命而具有高度可见性的底层阶级 ， 在进行了一个世纪之久的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斗争后 ， 随着新的产业革命创造了规模更为庞大的以知识和专业技能为基础的社会分工 ， 在战后逐渐不可逆转地没落了 ， 并成为通过福利国家体制与政府达成合作的自利阶级 。 取而代之的 ， 特别是1980年代之后 ， 是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广泛知识分工的、近乎普遍化的中产阶级 。 这一阶级受益于战后扩大的高等教育和递增的知识经济和岗位 ， 逐渐成为几乎所有经济产业和部门的主要劳动力 。 由此 ， 一个德鲁克意义上的深远的社会转型时代开始了 。因为知识经济的扩展 ， 中产阶级的基础从少数职业者到普遍的知识岗位 ， 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职业的界限也变得空前模糊 。 另外 ， 维系阶级差异、制造阶级意识的 ， 自然不可能重复工人阶级19世纪以“读书”而觉醒、以“斗争”体现可见度的道路 ， 他们从来不是一个如工人阶级一般有着清晰界限和高度认同的团体 。 相反 ， 从一开始 ， 他们就存在着各种内部差异性 ， 如同杜克海姆强调的职业团体区分 。 其中 ， 还包括以消费的差异性来追求相互认同 ， 在貌似攀比的时尚风潮下 ， 这一消费主义却是以中产阶级们的追求差异化 ， 而不断扩大并制造着中产阶级内部的阶级区分 ， 进而形成所谓“社会阶级” 。只不过 ， 这些因为追求消费的差异化所努力体现的阶级位置集合——其社会阶级和政治观点之间的关系 ， 并非通过阶级的无意识 ， 而是如布尔迪埃所说 ， 由知识分子的话语所生产的“阶级的精神气质”来填补 。 以此显示中产阶级的社会可见度 ， 刷新中产阶级的存在感 ， 也就是突出其社会阶级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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