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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年伤痛难平 张玉环案背后两个被杀孩子的母亲

张玉环案背后两个被杀孩子的母亲
27年 ， 伤痛难平
舒爱兰用尽全身的力气 ， 想给瘫痪的丈夫张国武翻身 。 她身高不到1.6米 ， 瘦得只有80多斤 ， 并不魁梧的丈夫对她来说像一座大山 。 这样筋疲力尽的时刻 ， 从去年12月丈夫中风瘫痪开始 ， 舒爱兰每天都要经历 。
27年前的“张玉环杀童案” ， 改变了三个家庭的命运 。 如今 ， 张玉环以“疑罪从无”原则被无罪释放 ， 等来了久违的公道 ， 但对于两个受害者的家人而言 ， 一直到今天 ， 这场惨案所延续的伤痛还在继续 。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采访人员 郭春雨 田汝晔
活着 ， 要找凶手
11月初 ， 江西的进贤下了一场雨 ， 气温很快降到20℃以下 。 惨白的太阳从灰蒙蒙的云层里露出光来 ， 让阴暗的房间里能看到模糊的光影 。
舒爱兰家距离张家村有一段距离 ， 挨着县道075,是一栋三层小楼 。 在进贤县的乡下 ， 盖这种小楼是一个家的体面 ， 也是有儿子家庭约定俗成的规矩 。 内部的装修 ， 则是根据家庭经济情况奢简由人 。
房子在5年前就盖起来了 ， 外面看着齐整 ， 但里面却像只做了一半就戛然收尾的工程 。 墙面还是毛坯的水泥面 ， 房子没有吊顶 ， 隐约可以看到钢筋 。 屋子里家徒四壁 ， 唯一一件家具 ， 是一个露出海绵的沙发 。
给丈夫张国武翻过身、擦洗完 ， 舒爱兰从灰暗的房间里走出来 ， 拉过一个塑料凳子在采访人员面前坐下 。
她没有说话 。
这样的环境和气氛 ， 压抑得不知该如何开口 。 最终 ， 舒爱兰打破了沉默 ， “我家的小孩 ， 好乖的 。 ”
舒爱兰说的“小孩” ， 是她的第一个孩子 。 6岁的儿子在27年前被人残忍杀死 ， 随后抛尸在村子附近的池塘边 。
一直被认定为凶手的张玉环在今年被无罪释放 ， 如今丈夫的瘫痪令这个家庭雪上加霜 。 生活加给舒爱兰的苦 ， 好像没有尽头 。 支撑着她继续活下去的 ， 除了躺在床上需要照顾的丈夫 ， 就是追凶的念头 。 “他们说我儿子不是张玉环杀的 。 但我儿子被人杀死了 ， 是谁杀的？总要给我一个说法 。 ”
今年才48岁 ， 舒爱兰的头发基本都白了 ， 看着像一个瘦弱年老的妇人 。 但她尽力地维持着家里的体面——家里窘迫得都已经没有一床褥子 ， 但瘫痪在床的丈夫身上没有异味 ， 家里也收拾得干干净净 。 舒爱兰穿着一双带跟的人造革的皮鞋 ， 已经爆皮 ， 但擦得很干净 。
舒爱兰给采访人员看她的手 ， 伤痕遍布、指节粗大 ， 有几根手指已经变形无法伸直 。 这是在县城的五金厂做工留下的痕迹 。 这样辛苦繁重的工作 ， 一个月也仅仅只能带来2000多元的收入 。 而如今 ， 这个工作也无法再继续 。 丈夫瘫痪后 ， 她只能回家照顾丈夫 。 唯一的儿子在深圳的电子厂打工 ， 还没有娶妻 ， 舒爱兰不知道什么样的女孩会愿意嫁到自己家 。
“没啥说的了 ， 我们家没指望了 。 ”过了一会儿 ， 她又像想起什么似的再次提起“找凶手” ， “孩子是谁杀的呢？我的孩子被人害了 ， 总要给我们一个公道 。 ”
两个被害的孩子
时隔27年 ， 舒爱兰对1993年10月24日发生的一切记得清清楚楚 。
正是收割稻子的时节 ， 整个村子都在农忙之中 。 当时张国武、张建飞、张玉环三家毗邻而居 ， 张国武的儿子振荣6岁 ， 张健飞家的儿子振伟4岁 ， 和张玉环的两个儿子都差不多大 ， 一天到晚地在一起玩耍 。
“上午10点来钟 ， 我割完稻草回来 ， 看到四个小孩在张玉环家门口玩 。 但我做好午饭找孩子回家时 ， 发现小孩不见了 。 ”说到这儿 ， 一直神情木讷的舒爱兰情绪激动起来 ， “我就到处找 ， 都没找到 。 村里的人也都帮着到处找 ， 一直到晚上都没找到 。 ”时隔多年 ， 舒爱兰的语气依然着急 。 第二天 ， 村里有人跑来说下马塘水库里发现了两个男童的尸体 。 这个水库距离村子有大约半个小时的脚程 ， 小孩子很难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去玩 。 经过确认 ， 尸体是舒爱兰6岁的儿子振荣和张建飞家4岁的儿子振伟 。
噩耗传来后 ， 舒爱兰就昏倒了 。 醒来后 ， 家里人怕她想不开 ， 不让她去现场 。 “亲戚们在家拦着我 ， 不让我出门 ， 我连孩子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 ”舒爱兰说 ， 后来她听亲戚们说张玉环是凶手 ， 警察已经把他抓起来了 。 开始她不信 ， 因为三家人关系一直不错 ， 但是警察说的各种证据又让她不得不信 ， 一直到警察通知 ， 说张玉环已经承认了 ， 舒爱兰才相信 ， 在心里恨死了张玉环 。
“解剖的时候脱孩子衣裳 ， 说孩子胸前青一块紫一块的 ， 都是被打的 。 ”舒爱兰瞪大了眼睛看着采访人员 ， “这么多年了 ， 到底是谁杀了我小孩？凶手为什么还没有抓到呢？”
在舒爱兰讲述的时候 ， 她的丈夫张国武躺在卧室里 ， 不时地发出“吁”的大声呻吟 。 舒爱兰说 ， 去年3月 ， 江西省高院对张玉环案作出再审决定 。 案子重审的消息传到了村里 ， 公安局叫丈夫去录口供 ， 又去了省检察院 。 回来后丈夫就一直喊头痛 ， 元旦的前一天在家中风 。 送到医院后 ， 人救回来了 ， 但一场病花光了家里不多的存款 ， 还欠下了一屁股债 。
顶梁柱的倒下 ， 也让家庭陷入了深渊 。 “他现在很多话都听不懂了 。 他不知道我们在说啥 ， 就是心里难受才喊 。 他心里憋得慌 。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舒爱兰羡慕躺在床上的丈夫 。 “什么都不知道反而轻松了 。 ”
患难夫妻
同样是失去了爱子 ， 孩子没了以后 ， 两家人陆续搬离了村庄 。 张建飞和刘荷花夫妇的新房子就在舒爱兰一家旁边 。
孩子没了 ， “凶手”抓到了 ， 张建飞夫妻以为生活可以慢慢地重新开始 。 但刘荷花的身体一直不好 ， 即便是后来两人有了第二个孩子 ， 刘荷花也常常需要住院 。
意外就是在这时候发生的 ， 苦难没打算放过这个可怜的家庭 。 当时张建飞在外面打工 ， 刘荷花身体不好住院 ， 第二个孩子无人看管就送到了姥姥家 。 姥姥家旁边有个池塘 ， 孩子捞上来的时候已经没气了 。
噩耗一个接一个 ， 接连的打击彻底压坏了刘荷花 。
张建飞怕崩溃的妻子在家做出傻事 ， 就带着刘荷花出门做工 。 从那时起 ， 两人就基本没有分开过 。
对于张建飞和刘荷花夫妻来说 ， 爱是难以启齿的字眼 。 但经历了大劫大难后的夫妻 ， 更能体会同心一体 。 张建飞去广州做刷墙工 ， 干一整天才挣十几块钱 ， 他带着刘荷花；他到县城做零工 ， 租房子带着刘荷花；他去建筑工地干小工 ， 带着刘荷花；他去隔壁的镇子打土方 ， 还带着刘荷花 。
即便是后来两人又有了两个儿子 ， 刘荷花的身体还是可见地衰弱了下去 。 张建飞心疼妻子 ， 打土方的地方离家有40多里地 ， 他早上6点就出门 ， 出门前会给妻子做好饭 ， 一直干到晚上8点多才回家 。
刘荷花的病缠缠绵绵 ， 张建飞做苦力挣的钱都掏给了医院 。 他的听力不好 ， 一个耳朵基本听不见 ， 需要采访人员大声喊才能听见大概 。 医生早就建议用助听器 ， 但他舍不得买 。
家里妻子的药单 ， 有厚厚一摞 。 各种中西药装了一大包 ， 张建飞对这些药都分得很清楚 。
“我要不对她好 ， 她就没人了 ， 一点指望也没有了 。 ”张建飞的话不多 。 在刘荷花哭的时候 ， 他会反复地说一句 ， “你得想开点 。 ”怎么想开呢？一直被认为是“凶手”的张玉环被无罪释放后 ， 刘荷花觉得心被巨石压住了 。 她常常觉得喘不动气 ， 一直以来恨的人竟然是无罪的 ， 那她该恨谁呢？刘荷花在喘不动气的时候经常会大吼 ， 通过声音来发泄自己心里的难受 。
妻子可以崩溃 ， 可以大吼 ， 但张建飞不可以 。 这个沉默的男人甚至比妻子更难受 。 他想找杀死自己孩子的凶手 ， 但是他不知道找谁 ， 他希望公安局找 ， 希望检察院找 ， 但是都没有回应 。 他心疼妻子 ， 但是他无能为力 ， 他的能力仅限于此 。
张建飞对后来的两个儿子充满了内疚 。 “我大儿子很聪明 ， 但是上完小学就不读书了 。 家里太穷了 ， 说要出去挣钱供弟弟读书 。 ”张建飞说 ， 小儿子也没读到高中 。 小儿子说 ， 读书没有用 ， 因为就算考上了大学 ， 也没有钱去上 ， 还不如早点去打工 。 大儿子辍学后去县城修车行做学徒 ， 一个人在社会的滚滚洪流中摸爬滚打；小儿子后来去了西安打工 ， 自学了会计 。 本来工作和生活都已经走上了正轨 ， 在这次刘荷花又病倒后 ， 小儿子就回到了进贤工作 ， 帮着张建飞照顾生病的母亲 。
心上的刀
死去的人没了 ， 活着的人却依然泡在生活的苦水之中 。
刘荷花捂着胸口慢慢从卧室走出来 。 她走得极慢 ， 大概5米的距离 ， 走了将近一分钟 。
张建飞解释 ， 曾经认定的“凶手”张玉环被无罪释放后 ， 刘荷花又进了医院 ， 前几天刚从医院出来 。 自从孩子4岁时被害后 ， 刘荷花的身体就垮了 。 她常常觉得胸闷气短 ， 最开始带着她看西医 ， 检查不出具体病情 ， 又去看中医 ， 中医诊断是“气郁” ， 建议去看心理医生 。 心理医生也看了很多 ， 但身体还是好不了 。 慢慢地 ， 随着年龄增长 ， 更添了各种病 ， 现在需要长期吃药 。
孩子没出事前 ， 她是很能干的女人 。 丈夫在外打工 ， 她一个人在家种了四亩地 ， 还养牛 ， 养猪 ， 带孩子 。 张建飞记得那时候的刘荷花 ， 能干、爽朗 。 当年自己母亲一直生病 ， 家里穷得很 ， 但刘荷花没嫌弃他家 。 两人是相亲认识的 ， 几乎一见面他就喜欢上了她 ， 虽然当年都是“先结婚 ， 后恋爱” ， 但两口子一辈子基本没吵过架 。
“我们俩都是很本分的人 ， 很处得来 。 ”张建飞说 ， 结婚第一年孩子就出生了 。 如果没有27年前的那件事 ， 自己家会过得很好 。
“我心里压着一块大石头 ， 我好不了 。 我一想起我的小孩就难受 ， 我早就不想活了 。 ”失去的孩子是永远过不去的坎 。 这些年的每一分每一刻 ， 回想起孩子死时的惨状 ， 刘荷花都觉得有刀子在心头剐 。
孩子死的时候穿了一件带拉锁的半高领衣服 ， 被捞上来的时候 ， 这件衣服的拉锁一直拉到脖子 ， 对一个4岁的孩子来说衣服很少有整齐的时候 。 在此后的27年间 ， 这件衣服的影子一直晃动在刘荷花的心头 。
两个被害的孩子 ， 是插在父母心上的尖刀 。 实际上 ， 这俩孩子在世间已经没有了一点影子 。
家人和亲戚怕看着难受 ， 把孩子的衣服玩具等扔得扔、藏得藏 。 再加上多次搬家 ， 孩子的小衣服玩具等都渐渐找不到了 。 当时孩子解剖完送去火化时 ， 两家的男人都在上海打工 。 刘荷花和舒爱兰曾经去火葬场找过孩子的骨灰 ， 但是被告知“没有 ， 不知道哪个是” 。
当时是谁送来的骨灰、骨灰去了哪里 ， 两个女人什么都不知道 ， 只有哭泣 。 无法苛责她们 ， 刘荷花当时23岁 ， 舒爱兰21岁 。 对于这两个识字不多 ， 之前从来没有走出过进贤乡下的年轻女人来说 ， 一切外界的变化 ， 她们的对应方法都唯有哭泣 。
但是伤痛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 她们每年都会想着孩子的生日 ， 计算着孩子多大了 。 按照她们的估计 ， 如果孩子当年活着 ， 现在都已经结婚生子 。 “我的小孩被人杀了 ， 连个坟都没有 ， 啥都没有 。 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凶手还没抓到 ， 我们就想要个公道 。 ”舒爱兰说 。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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