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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之北|李世民为何摔碎“镜子”，倒碑灭文？，“圣君良臣”原是欺世谎言( 三 )


太宗命九品以上文武百官均去奔丧 ， 赐给手持羽葆的仪仗队和吹鼓手 ， 葬在昭陵 。 魏征的妻子说 ， “魏征平时生活简朴 ， 如今用鸟羽装饰旌旗 ， 用一品官的礼仪安葬 ， 这并不是死者的愿望 。 ”全都推辞不受 。
太宗登上禁苑西楼 ， 望着魏征灵车悲哀痛哭着说：“朕得到一份魏征没来得及写完的文稿 ， 其中讲道 ， ‘天下事有善有恶 ， 任用善人国家就安宁 ， 任用恶人国家就衰败 。 对于各级官吏 ， 有喜爱的也有厌恶的 ， 一般厌恶的就只看见其缺点 ， 喜爱的只看见其优点 ， 因此对人的喜爱厌恶 ， 是应当特别谨慎的 。 如果喜欢一个人并了解他的缺点 ， 厌恶一个人并了解他的优点 ， 那么 ， 就能公正待人 ， 公平处事 ， 国家就能够兴盛了 。 ’朕看过后静心细想 ， 在这方面恐怕免不了有过失 。 应该把这些话写在朝版上 ， 遇到这种情况时 ， 请务必向朕进谏 。 ”
太宗还说道：“夫以铜为镜 ， 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 ， 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 ， 可以知得失 。 我常保此三镜 ， 以防己过 。 现在魏征过世 ， 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啊 。 ”
李世民与魏征两人真实的关系
那么 ， 这对令人赞叹传诵的“圣君良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是那种两肋插刀的彼此莫逆肝胆相照的关系吗？说出来将会令人大跌眼镜 。
唐太宗并不是真心喜欢和信任魏征 。 他对魏征的许多谏言 ， 表面上虽然接受了并且也这样做了 ， 但一些时候并非发自心底 。 这只是李世民作为政治家的一种姿态 ， 他只是为了自己的皇权利益而不得不任用魏征 ， 又不得不忍受魏征一次又一次一针见血不讲情面的进谏 。 他以对魏征的宽容来树立自己的政治形象 。 尽管魏征的见解是正确的 ， 但是主子就是主子 ， 臣子就是臣子 ， 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 挑战天子的威严 ， 这是李世民积怨旷久而导致魏征死后受辱的深层原因 。
魏征虽说勇于直谏 ， 但也一直不忘了给李世民戴高帽子：“是陛下圣明叫臣直言 ， 臣所以才敢直言 。 如果陛下不接受臣的直言 ， 臣怎么敢犯龙鳞、触忌讳呢？”
贞观元年（627） ， 魏征升任尚书左丞 ， 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 。 唐太宗立即派人调查此事 。 经调查子虚乌有 ， 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 ， “今后要远避嫌疑 ， 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 。 ”给魏征敲了敲警钟 。
太宗对魏征的容忍是有限度的 ， 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 ， 几次忿忿地说出“早晚有一天要将魏征杀头”、“我恨不得杀了这个乡巴佬”等话来 ， 多次有过置魏征于死地的想法和杀机 。 《资治通鉴》有这方面的记载 。 如果不是魏征死在了侯君集案之前 ， 结局还真是无法预料 。
这一点从贞观十年后魏征遭到冷落 ， 被赶赶去编史 ， 得到证明 。
贞观十年（636） ， 魏征奉命去主持编写《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 ， 历时七年才完稿 。 其中魏征撰写了《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 。 魏征人生后期就干这个了 。
在河之北|李世民为何摔碎“镜子”，倒碑灭文？，“圣君良臣”原是欺世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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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瞠目结舌的后话
唐太宗之所以怨恨魏征 ， 是因为魏征曾给太宗出了一个两难的选题：魏征请求太宗让他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 。 太宗询问二者的区别 ， 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 ， 使君主成为明君 ， 子孙相继 ， 福禄无疆 ， 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 ， 使君主沦为暴君 ， 家国并丧 ， 空有其名 ， 是为忠臣 。 以此而言 ， 二者相去甚远 。 ”
这就是说：如果魏征因直谏而被杀 ， 他就做了忠臣 ， 但君主就成了暴君；如果他因直谏身获美名 ， 成为良臣 ， 则君主成为明君 。 魏征这一逻辑很可怕 ， 他将自己置于不败之地 ， 使太宗处于守势 ， 太宗只有成全他的直谏 ， 君臣二人才能双赢 。 这使太宗骑虎难下欲罢不能 ， 只能打掉牙咽进在肚子里 ， 接受魏征的进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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