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最后一个革命理想主义者死了
2020年10月8日夜 ， 与肾病斗争了二十余年的伊朗著名传统音乐歌唱家穆罕默德-沙加里扬在德黑兰Jam医院溘然长逝 。早在沙加里扬病危时就在医院外守候的数百名乐迷和普通民众 ， 在得到音乐家去世的消息后 ， 纷纷齐声颂唱其名作《晨鸟》 ， 有人高喊“艺术家永生 ， 独裁者去死”来表达对近十年来伊朗当局出于政治原因对沙加里扬禁演的不满 。 前王储巴列维以及被伊朗政府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人民圣战者”也纷纷发表吊唁函 ， 埃比、阿里代伊等文化和体育名人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哀悼 。 伊朗政府如临大敌 ， 当晚大量军警在医院周围部署 ， 并与悼念民众发生了零星冲突 ， 全国部分地区手机互联官网通讯一度中断 。
● 沙加里扬去世当天伊朗网络流量统计 / 网络很多身在欧美的伊朗裔人士认为 ， 沙加里扬深受民众爱戴而又遭政府封杀 ， 他的死及随后的悼念活动会为民众走上街头提供借口 ， 点燃半年多来因新冠疫情经济停摆积攒矛盾的导火索 ， 进而动摇伊朗伊斯兰政权的统治 。 不过 ， 线上的激烈言论并未在线下活动中获得共鸣 。 沙加里扬病逝次日在德黑兰扎赫拉公墓举行的悼念活动中 ， 民众虽然如潮 ， 但军警数量更多 ， 只出现了小规模的警民对抗 ， 少量人被逮捕 。从亲近革命到分道扬镳流亡海外的伊朗反政府人士大抵只（选择性地）看到了沙加里扬多副面孔中2009年之后的那一面 。2009年伊朗选举风波后 ， 沙加里扬不满内贾德政权暴力镇压质疑选举结果的示威民众 ， 先是给为内贾德打舆论掩护的伊朗国家音像电台负责人扎尔高米写信 ， 表示为其作品尤其是爱国音乐在官媒播放倍感羞辱 ， 并宣布收回其作品在政府媒体的播放权（反对派所谓伊朗政府封杀沙加里扬并不准确 ， 最开始是沙加里扬自我封杀） ， 而且将不再参加每年二月庆祝伊斯兰革命胜利周年的曙光电影节 。 之后沙加里扬创作演奏《火语》专辑 ， 暗示伊朗政权支持者“放下武器”、“坐下来一起倾听和交谈” 。 从2010年起 ， 沙加里扬开始长期定居欧美 ， 经常接受BBC、VOA等媒体采访 ， 表示在现政权的统治下伊朗“沦为废墟” ， 民众“失去尊严”、“没有希望” 。
● 沙加里扬逝世后的悼念人群 / 网络这些过往言论 ， 使得伊朗境内外对政权不满的人 ， 尤其是对现状不满的年轻人 ， 纷纷将沙加里扬视为文化和精神的旗帜 ， 尽管在流行文化浸染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可能连波斯古代诗歌的意思都搞不懂 ， 更不用说像沙加里扬那种用音节而不是字节断句唱诵古代诗歌的传统音乐了 。不过 ， 舆论选择性忽视了沙加里扬其他一些过往言论和事迹 ， 从而掩盖了沙加里扬的另一张面孔：一个体制内的文化人 ， 一位在伊朗过去五十年政治起伏中理想幻灭的知识分子 。沙加里扬是一个在文化上极端保守的艺术家 。 他从小师从多位传统音乐歌唱家和古兰经诵经人 ， 他颂唱古兰经经文的《真主颂》（诵唱古兰经是伊朗传统文化艺术的一部分）自上世纪90年代起每年斋月期间都在伊朗国家电视台播放 ， 直到2009年他中止与伊朗官方媒体的合作为止 。沙加里扬人生中第一次官方罢演发生在1978年伊斯兰革命风起云涌之际 ， 理由是不满巴列维政府文化西化、“国家电视台里放酒吧俱乐部音乐”；此后沙加里扬对流行音乐一直抱有偏见 ， 在2016年一次采访中 ， 他恳请宗教阶层不要限制自己的音乐创作 ， 因为传统音乐是一门“知识” ， 自己的音乐也不违反宗教教义 ， 该反对的应该是那些“离经叛道”的流行音乐 ， “我自己也反对这种音乐” 。而沙加里扬的政治立场并非反对伊朗政府 ， 更多的是反对艺术的政治化 。 他虽然因批评政府常年定居海外 ， 但一直以艺术超脱政治为名回避支持任何伊朗境外的政治反对势力 ， 每当有人在其海外音乐会上出现打伊朗伊斯兰政权标语时 ， 沙加里扬会立即罢演（当然他对伊朗政府用自己在革命时候演唱的《破晓》纪念霍梅尼返回伊朗也表达过不满） 。 他还多次表示 ， 反对政权中的一个人（指的是内贾德）不意味着反对整个政权 。
● 沙加里扬在一次视频音乐会上 / 视频截图尽管如此 ， 在伊朗政权最高层保守势力眼里 ， 文化精英应该对体制绝对忠诚 ， 沙加里扬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并不受待见 ， 所以2015年沙加里扬准许国营媒体播放自己的音乐后 ， 伊朗伊斯兰文化指导部仍坚持禁播作品、禁止举办演唱会 ， 结果在伊朗民众心里营造了一个“悲情英雄沙加里扬”的形象 。 只是在其去世后 ， 体制内部分所谓“温和”势力 ， 如鲁哈尼、霍梅尼孙子等 ， 才向其家属发去了唁电 。一代知识精英的逝去沙加里扬的立场和经历几乎是上世纪40-50年代出生的伊朗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的写照 ， 他们为了改变现实不公、摆脱西方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支持伊斯兰革命 ， 但革命后又发现国内的压迫和不公一切如故 ， 只不过换了个统治者而已 。 巴列维时代富足环境下的成长经历又给了他们高度自信 ， 不愿意否认自己对革命和现有体制的认同 ， 但敢于为自己的政治抉择承担责任 ， 为了实现革命最初的理想而屡屡与体制冲突 ， 导致事业和生活受阻被迫出走他乡 。这与以其子胡马雍为代表的那些革命后成长起来的文化精英形成鲜明对比 。 与成长于巴列维时代政治严格、文化宽松环境下的父辈不同 ， 新一代音乐家的成长环境更加封闭严苛 ， 不再有父辈的风骨 ， 大多成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 先为体制服务 ， 在国内出人头地后再发表反体制声明去国外发展 ， 腰包和名誉双丰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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