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姐|【深度】在印度的中国手机“杂牌军”：今年肯定亏啦，但也见怪不怪杂牌军|手机|中国

_原题为 【深度】在印度的中国手机“杂牌军”：今年肯定亏啦，但也见怪不怪
富士康在印度生产高端手机，零件却来自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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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unsplash

采访人员 | 伍洋宇
编辑 | 文姝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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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郊外的工业区，坐落着一个有400来号工人、占地约3000平米的工厂，过去主要生产着手机、耳机、充电器等电子产品。
工厂里有六条生产线和三条打包线，直到五月中旬复工以前，它们整整静默了两个月。平常的日子里，这些流水线一天最多能组装一万台手机。
其中，有约80%是为印度本土手机厂商代工，例如Lava和Micromax ，主打400元至500元价位的中低端智能机；其余是自有品牌，均为百元上下的“杂牌”功能机。
“今年肯定是亏啦。 ”广东人陈姐是它的一位中国老板。仅以代工而言，工厂基本每个月都有50万~60万台的订单，今年的数字“直接砍半” 。
从2007年就看上了印度手机市场机会的陈姐，经历了从国内工厂把手机导入印度市场，以及在印度本地建厂组装手机的两个阶段。她入行的十三年，也是在印中国手机商人的故事缩影。

只不过，外界普遍对故事的后半段更熟悉。金立、华为、小米、OV等国产品牌陆续打入印度市场，并于大浪淘沙后，各自确立在印度市场的地位。
2020年初，新冠疫情大爆发，印度自三月起采取封锁令，并多次严格化和予以延期；6月底，中印边境摩擦的背景下，印度政府发布针对中国APP的禁令，信号直观传递到了国民；还有一系列政策都纷纷显示，印度似乎已不再是当初的淘金之地。
2020两大坎
今年4月下旬，印度疫情的拐点迟迟未出现，但为了尽快提振经济，印度政府不得不在封锁期间开始逐渐放开农业、制造业、工程建设等行业。
据报道， 5月中旬时几家中资企业称复工率都在20%左右，当地主管部门从防疫角度表示最多让产能恢复到33% 。
但这个限制显然很难恪守。根据政策，陈姐的工厂于5月中旬陆续复工，四个月过去工人到岗约50% ，总体产能已恢复至70%-80% 。界面新闻采访人员从另一位接近手机行业人士得知，他所了解的复工水平也在三分之二左右。
“他们（印度）那边其实管控非常差，但我们还是要靠经济生存的。 ”陈姐解释说， “工人们大部分都是小时工，临时工不做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养活不了家。 ”
另外，与国内疫情严重时期状况相似，印度物流水平也大幅下滑， “今年的物流运行很不通畅，以前一票货两天就到，现在可能20天才能到。 ”
在印度从事手机行业的中国商人，今年主要经历了两个重大节点：一个是疫情、一个是禁令，两者从不同维度对其造成影响。疫情的影响更广泛、长期和根本，包括但不限于产能和物流，禁令的影响虽然不直接，但背后代表的政治因素不确定性更高。
6月29日，印度政府宣布禁用包括TikTok、微信、QQ、新浪微博在内的59款来自中国的手机App ，随后又两次颁布类似禁令，至此印度政府已禁用224款中国App 。
在陈姐看来，无论是功能机还是智能机， App的批量下架都对其生产和销量没有直接影响，但对其生意往来产生了间接影响。
疫情封锁期间，陈姐的客户本就“没一个过得来的” ，所有交流均从线下转到线上，而微信等社交App的禁用使其被迫只能使用邮件，大大提高了沟通成本。据她称，确定一个样品的时间周期从5天变成了10天，直接翻了两倍。
当然，拖沓只是降低了沟通效率，问题的根本还是线上沟通本身带给电子产业从业者的信任障碍。 “他们看不到机器，我们又寄不出去样机，很多东西都是通过视频和邮件去看，所以对产品也不是特别有信心。 ”陈姐说，客户会想， “你给我的是不是如你所说的产品？”
老客户会继续给予信任，但关系还不稳定的客户就会出于谨慎而放弃他们。陈姐估计，这部分人占到了百分之三十到四十。而代工生意在过去每个月都稳定有五六十万台的订单，今年已经“直接砍半” 。
不过陈姐内心清楚，问题不都在客户身上，工厂产能和供应链跟不上造成的缺货才是“原罪” 。
据澎湃新闻报道，从6月22日起，印度清奈港停止对所有来自中国货物的清关工作，对所有来自中国货物100%实施检查。后于7月1日起，陆续对中国滞留货物进行清关工作。
陈姐的工厂以组装工作为主，除了屏幕和芯片大部分从中国台湾和韩国进口，其余零组件均来自大陆珠三角地区。在国际物流效率已经大幅降低的情况下，上述政策也放慢了其他原材料的补充速度，工厂的接单和交付能力都受到了影响，而清关之后材料陆续到厂，产能跟物流还是无法给予配合。
“坦诚来说，品牌砍单还是有很多因素是我们造成的，主要就是缺屏导致的缺货。 ”陈姐说， “第二个就是印度的购买力其实现在还是属于保守状态，很多人手上的钱现在不会随便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