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看病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
2019.11.25
3年过去了，我已经从公立医院辞职，删帖的原因已经消失。所以，我悄悄地再把原回答贴回来，有缘人自会看到。
以下是原答案，未注明年份的日期，都是2016年：
我来黑一个吧。
我是一名在小城市二级医院内科的住院医师，患强直性脊柱炎十余年。
去年冬天症状加重，不想在本医院看。因为本院并没有专门的风湿免疫科。仅有的中医科兼任，但是他们“每一个病人住院一天，就应该让他产生效益”的理论让我敬而远之。
效益就是每天一百多的治疗费。疗效？不详。
我先去了本市人民医院。挂了门诊写着“风湿免疫科”的号，主要想问问我放弃积极治疗的这几年，有没有什么新的治疗进展。那位主任很自信地告诉我：有，就是叫云克的药物，医保可以报销，比生物制剂便宜，非常划算。
住院前我已经表明了自己就是兄弟医院在职医生的身份。
住院用药半月（2019科普注释：云克与激素合用，激素随后改为口服并逐渐减量），出院后定期复查，每次这位主任都坚持要求我抽血化验，十分负责（这个我其实存疑）。
说是3个月就又要开始另一个疗程，我想问问药物剂量，看能不能在我们本医院输液（这样会方便很多），然而这位主任始终十分负责，坚持让我过去再让他看看。
我这次并没有去，而是辗转问到了当时住院用药的剂量（我打印了全部的医嘱单，但是上面没有这个药物的剂量，甚至药费都和实际不一致，最后打了科室办公电话，问了加药的护士）。
3月份开始输注第二个疗程，然而激素逐渐减量之后，一次三百多的药物（云克），并没有明显效果，症状反而加重。
科室同事和主任都建议说，去北京看看吧，让国内顶级的医院看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办法，定个方案，可以回来继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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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挂号难，从网上预约了3月21号下午的风湿免疫科普通号，在21号早上独自到了北京。
网上挂号不支持选择医生，不支持挂专家号。
六点多到了北大人民医院，觉得时间还早，并且居然已经可以开始排队挂号了，就排队想挂个上午的号。
9元的专家号已经没有了，想着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挂个60块的特需可能更有意义。
插一句：2007年夏天我确诊后来过一次，没有挂到栗占国的专家号（当时好像是200元），在骨科挂了个普通号，关振鹏医生告诉我没有什么好办法，回去吧。
（我至今仍对于关大夫交代病情的方式有些不太赞同。当时他宣判似的说：如果有人告诉你这个病可以治好，那他一定是个骗子。前几天我们这里还来了一个小伙子，跟你差不多年纪，踝关节都强直了，没法走路，只能抬着过来。这个病虽然影响生活质量，但它不影响寿命，你该活80岁，还是能活到80岁。
当时我18岁，临床医学专业，大一暑假。买了3张36元的站票，陪我颠簸了一整夜到国家级医院的，是已经双侧股骨头坏死多年的爸爸，和独自挑起家庭重担多年的妈妈。
我不赞同关大夫的沟通思路，是因为虽然他说的句句都是事实，我作为一个医学生也基本了解，但是我始终认为，对于怀揣着希望来首都的我的父母，这些事实直接砸过来，还是太过沉重和剧烈了一些。）
我带了胸部CT、骶髂关节CT、腰椎正侧位片、3月18号刚查的血常规、血沉、C反应蛋白、免疫球蛋白加补体等检查结果到了特需门诊的诊室。
X主任简单检查后，建议应用生物制剂：修美乐，也就是阿达木单抗，7900元一支，2周一次。
问她有没有其他建议的方案，她说就这个比较好，并且现在有慈善活动，买5送5。
第一针必须在这里打，以后可以邮寄回去，自己在家打，注意药物需要冷藏就可以。
我暂时答应下来，她说要先做检查。
我说我把基本的检查都做了，她问“乙肝2”查过没有？
后来我又小声问“是不是乙肝5项”，她也不回答，还是问“乙肝2查过没有？”
问题是，乙肝2，或者血糖1，血脂3，这都是每个医院自己为了开单方便设置的，我怎么知道你们医院的乙肝2是什么？
但是，人家是老专家，我一个无名小辈，一介屁民，并没有资格质疑什么。
于是小心翼翼地确认后，发现的确是乙肝五项，我说近期没有查过，她就给开了单子。
普通二级医院24元的检查，在特需门诊，是234元。
在高干病房抽血，和普通化验单一起取报告。
回来之后同事们纷纷问：这么贵的检查，是出结果快吗？不是。是设备更高端？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是阴性结果，真的需要用高端的设备去找乙肝病毒DNA吗？
PPD（结核菌素试验）也做了，3天之后看结果，X主任特别贴心地给我预约好了25号的特需门诊，并且要求拍胸片。我问刚做的胸部CT不行吗，答案是不行，看不到整体情况。
从北大人民医院离开时接近11点，我坐地铁到了301医院看能不能挂到下午的号，多找几个医生看看。
301医院当天的所有风湿免疫科的号都已经没有了。
我又回到了北大人民医院，拿着普通号想再问问。然而门诊医生把条码扫描完就说：“你已经看过病了呀”，就不再给看，让我把号退掉。
于是退号，改签车票，回家。因为想改签一个卧铺，多次刷新取消之后不能再从网上改签，于是取出了车票到窗口。改签时发现一个奇葩规定：晚上的动车票不允许改签成普通列车。
我后来特地在12306软件上看了看，软件上可以，但是窗口不行。就是这么个情况，如有不满，爱找谁找谁去。
这是继“这里是高铁站，不是火车站，这个业务必须到火车站办”之后，我在车站（特别注明：包含火车站以及高铁站）又一次图森破的事情，每次都因此损失几十大元。
25日，我拍好了胸片，又以防万一地复查了传染病四项，确认都是阴性之后，和已经做过双侧髋关节置换的爸爸一起，再次来到北大人民医院，凭借预约号，在八点四十第一个看到了X主任。（这是爸爸第一次坐卧铺火车）。
同样还是6点多到的北京，我先到301挂了个下午的普通号。
上次回家之后，家人问起来，我只能说，在检查结果出来，确定可以用这个药之前，人家医生什么都不给透露，包括疗程时间，注意事项以及潜在风险。
然而我还是乃衣吾呀，交了8000大元之后，再问关于疗程的问题，仍旧是：逐渐地就可以减量了
（具体的时间呢？——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那风险呢：你该怎么活动，还怎么活动。
感染风险呢：注意小心别感冒了就行。
然而我在网上，以及这个药物说明书第一行黑体字上看到的，重度感染可以致命的风险，原来都是我多虑了，想必是药物厂商故意夸大恐吓患者来着。
忐忑不安地打了第一针，还好并没有什么不舒服。告知X主任之后，X主任要求我2周后再来。
从一名医务人员的身份，转化为一个患者，在这样一个医患关系紧张的现状中，我是非常愿意当一个遵从医嘱的好患者的。所以，既然人家专家说要再来，我作为一个合格的好患者，自然不必多问，谨遵医嘱再来就是了。
那天既然已经花了2万余元买了药（买了三支之后，才可以申请慈善送药活动，2周后到北京复诊，再交费买另外两支），我和我爸都觉得，没有必要再去301了，不如趁这个机会，到北京稍微游览一下。游览之后回家不提。
于是，本文真正的内容，即将上演。
前面的一切，都只是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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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4月8号又来到北大人民医院，挂号时发现已经没有特需门诊号了，于是先临时挂了个普通号。
我心里一直悄悄想着，要不要跟在这个科室进修的，我就职的医院的同事说一声，开个小后门，这次不挂号了，毕竟60元的特需挂号费不算少。但是思想斗争一番之后，我觉得还是应该尊重X主任的劳动，我们一直喊着要让医务人员获得有尊严的收入，然后自己再去破坏规矩，还成何体统？
然而拿到了药商送来的两支药之后（2周前交费买的药，今天才拿到手，是一位北京本地口音的大爷骑自行车送来的），我迅速上楼（现在价值15200元，需要严格冷藏的贵重药品只有一个单薄的冰袋保护着——从慈善基金会人员手中买药，价格为7600元，比医院里便宜300元），趁着X主任看两个患者的间歇敲门进去问了一下，说已经挂不到号了，我2周前来打过一针，这次只挂到一个普通号，您看…
话还没说完，X主任打断：那不行，我再给你加个号。
于是我十分幸运地加到了特需门诊的专家号，退掉了普通号。
我眼看着时间过去，很担心那两支药的安全性，想尽快打针，于是最终决定，违背自己的做事习惯，给在这里进修的同事打了电话。
同事很快赶到门诊部，我问能不能跟X主任说一下，如果我不需要费很多时间看的话，就先开个单子，我把针打了？
同事说一般的医生甚至科主任都还能说一下给予通融，但是跟返聘专家X主任，的确不熟。
然后同事出主意说先挂个普通号，把打针的医嘱开了，另外也可以顺便问问其他专家。
于是我就在专家诊室见到了风湿免疫科的W主任。
结果我听到的意见就是：
为什么打第二针还要过来？过来干什么呢？
我们一般没有那么狠心，不忍心让患者用那么贵的药。
…………
这时候我想起来，25号过来，跟联系赠药的慈善基金会工作人员说了我2周后还要过来之后，他也表示很为难：这个情况比较特殊，这两支药不好给你送。因为寄回家你还得再拿着来，拿到这里你一次也用不完。
如果不是我找熟人挂普通号看的那位主任恶意诋毁，那么就是，X主任真的是在摆布我。
得出如此推论的我，陷入了苦闷之中。
我之所以不再信任本市的人民医院，就是因为发现他们主任是这样一个人。在市人民医院，每次按时去复查，都是开一些检查，等检查结果出来之后，那位主任才吝啬地说出一点减药的建议，尽管这些措施我已经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询问过，而之前得到的回复都是含糊的应付。
如今，在首都的大型三甲医院，全国重点专科，居然也是半天问不出一句囫囵话，我作为患者感受到的并不是医务人员的辛苦，而是满满的恶意。这种谨慎的言论，是怕我这位同行偷师学艺，还是怕我变脸闹事呢？又或者，人家是体谅我见识少，怕说了我也不懂，反而凭空焦虑？我承认我的医学知识不足，但好歹执业医师考试合格，基本的理解能力和辨别能力还是有的，你可以给解释然后我不懂是我自己知识储备不足，但是不解答疑问算哪般呢？
从后来那个普通号的医生（即W主任）那里，我问疗程，回答简单明了：2周1次，维持1年。
如沐春风。
其实看病时，我作为一名患者的需求就是这么简单，需要对治疗有了解。
我一直认为，即使是一个没有医学知识的患者，医务人员也有义务交代病情，列举可以选择的治疗方案和各自的利弊，对于患者的疑问，应该力争让患者可以明白。
医患利益冲突，的确是非常突出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当患者信任医生，积极配合的时候，医生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医生可以决定是多挣患者一点钱，还是通过其他方式，让患者省点事。
在这个时候，由于医患信息不对等，“人善被人欺”的道德悲剧，似乎很难避免。
因为，当患者谨遵医嘱等同于犯傻，会被医生随意多收费用（多去几趟肯定对病情没有坏处，但是那花的都是钱哪，我一个基层医生月薪有时不足3千我会乱说？）；当患者去正规医院看个病，想要获得合理的诊疗，都必须先掌握防骗技能的时候，医生的形象怎能不下跌？
或许真的是我没有防备吧，在赠药的联系人说我这个情况少见的时候，没有多问X主任一句：我能不能２周后直接在家打针呢？
没有让她说出个所以然。因为，我想给她足够的信任。
我今天的专家号最后找她签字退了。如果我是特殊到的确需要第二针也来这里看的患者，那么在我提出退号，向她道别的时候，她是不是应该提醒我：这个号你不能退，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交代，你再耐心排队等一等。
然而并没有。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坚定的市场经济支持者，或者纯洁的医务工作者认为，我去退号，就等同于不再信任这个医生，等同于医患关系解除，双方不再负有责任，我将为自己的无知和自大，承受无法想象的潜在风险。
回来之前，坐在北京西站的候车厅里。我在想，是不是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很容易在利益冲突中心安理得地为自己牟利的人，另一种是一边为自己着想，一边还总是忍不住会想到冲突另一方的。
这两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只是，在同样的条件下，比如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一个医生可以凭借自己的专业技能，堂堂正正地挣到足以维持体面生活的钱的时候，人应该是有选择的。
有些人选择多为患者着想，尽量帮患者省钱，有些人选择自己多挣钱。于是我善意地推测，大约是X主任的大孙子在美国想买另一座别墅，还差几千万美金，急等着用钱吧。
诚然，北大人民医院５元的普通号，９元的专家号对不起列位专家的专业技能，但是，这份利益并没有被第三方侵吞，而是让利给了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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