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怎样解读人类的理性结构——与刘家和教授商榷
应该怎样解读人类的理性结构——与刘家和教授商榷近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家和《理性的结构——比较中西思维的根本异同》（下文简称《异同》）一文 ， 想谈一谈自己对人类理性结构问题的一些幼稚的看法 。 刘家和教授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 ， 对于中西历史的比较学研究有极深的功底和造诣 ， 且学术成果丰硕 ， 著作等身 。 笔者对《异同》一文的一些不同看法 ， 无异是班门弄斧 ， 不自量力 ， 因而欢迎刘家和教授和对此有兴趣的网友批评指正 。一 ， 人类理性及其结构是什么？刘教授《异同》一文的核心论点实质上是对中西不同思维方式的溯源：即中西两种思维方式的源头——人类理性究竟是什么 。 为此 ， 刘教授列举了中国前贤们对中西思维差异的各种经典之论 ， 最后总结道：“前贤们从多方面分析了中西思维特点的不同 ， 综合他们的观点 ， 我们可以做如下的分类 。 在本体论方面 ， 西方关注形而上学的存在 ， 中国重视形而下的实在 。 宇宙论方面 ， 西方追求万物的本原 ， 中国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世界观 。 认识论方面 ， 西方依靠思辨去掌握知识 ， 中国依靠经验性的体悟和直觉 。 逻辑方面 ， 西方发展出逻辑学体系 ， 中国则不重视 。 伦理学方面 ， 西方强调自由意志的重要性 ， 中国专注于道德的实践和人伦关系 。 根据雅斯贝斯的研究 ， 中国和希腊在同一个时期内进入了‘轴心时代’ ， 以上各家的论述揭示了轴心时代的中国和希腊在哪些方面发展出各自的特点 ， 他们的正确性是不言而喻的 。 但是 ， 他们忽略了一点：理性在两个文明中起到的作用 。 虽然理性的爆发是轴心时代几个文明的共同特点 ， 但是各个文明表现出来的理性结构却不尽相同 。 本文认为 ， 从轴心时代开始 ， 中西的根本不同是理性结构的不同 。 ”这就产生一个根本的问题：人类的理性本身就是人类不同文明实体的不同的思维方式 ， 还是人类共有的一种认知功能？如果是前者 ， 那么人类的理性结构就会因不同文明体不同的思维方式而有别 ， 如果是后者 ， 那么不同文明体思维方式差异产生的根源 ， 就在于不同文明体在运用人类所共有的认知功能时所产生的差异 ， 即理性程度的差异 ， 或认知步骤和阶段的差异 ， 认知环节的差异 ， 认知程度的差异 。 因而各文明体不同的思维方式正是从这些“认知差异”中产生出来的 。我以为 ， 人类理性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认知功能 ， 它不仅是人类共有的 ， 而且它的结构、内容和本质也是统一的 ， 它不会因不同文明体或不同国家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而异 ， 也就是说 ， 如果一个文明实体的思维方式和另一个文明实体的思维方式有什么不同 ， 那么 ， 这些不同的产生的根本原因 ， 在于这两个文明实体的理性思维在其成长过程中所处的阶段不同 ， 或者说双方在其理性思维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差距 。我们知道 ， 人类和动物界本质的区别就在于 ， 人类具有超出其生物本能的认知能力 。 而人类手脚的进化所产生出来的“劳动” ， 即远远超出一般动物出于生物本能的觅食生存能力 ， 创造出不断满足自己生存需要的更多的劳动产品 ， 就在于劳动是人类的手脚和大脑独特的认知能力之间互动互补的结果 。 也就是说 ， 人类出于其一般动物本能的觅食避险能力只有在其特殊认知能力的推动拓展下 ， 才能转化为“劳动” ， 同样 ， 人类这种特殊的认知能力只有在和“劳动”的互动和对应中 ， 才能够得到拓展和提升 。我个人以为 ， 人类的理性思维是人类认知能力发展的高级阶段 ， 或者是人类认知功能的至高境界 。 那么 ， 在人类理性思维之前的发展阶段是什么呢？我觉得康德将人类具体的认知环节或认知进程分为三个不同性质的阶段 ， 是极有道理的：即感性阶段 ， 知性阶段 ， 理性阶段 。 所以我认为 ， 人类理性思维之前的认知阶段 ， 将其分为“感性思维”和“知性思维”两个阶段 ， 比较合适 。人类的认知能力和认知功能的成长伴随着人类的整个成长过程 。 如果说人类的历史已经有百万年的历史 ， 那么人类认知能力和认知功能的成长也可以说已经有百万年的历史 。 然而 ， 在这个漫长的认知历史中 ， 人类认知能力和功能发展的第一阶段——感性认知阶段 ， 所占有的时间达到整个人类认知史的百分之九十九左右 ， 即人类认知进入到知性阶段和理性阶段 ， 只有三千年左右的时间 。 也就是说 ， 人类认知进程中的知性阶段和理性阶段 ， 是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才达到的 ， 而且这两个认知阶段只有在为数不多的“轴心文明”实体中实现的 。 为什么呢？因为人类认知进程进入知性和理性阶段 ， 是需要相当丰富和苛刻的历史条件的 。 比如 ， 在这个文明实体中人们语言交流达到了什么程度 ， 而语言交流的丰富和深入 ， 是和这个文明实体整个社会协作劳动的程度成正比的 ， 而语言交流的丰富和深入程度 ， 又决定着文字的产生 ， 即书面语言的诞生 。 人类书面语言的出现意义极其重大 ， 它是人类感性思维向知性和理性思维飞跃的决定性因素 。 但文字的表达——书面语言的丰富和深入程度 ， 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的发明和改进 。 还有 ，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 ， 其剩余产品丰富的程度已足以产生一个专事脑力劳动的社会群体 ， 这就是知识群体 。 这个群体的产生 ， 对人类思维进入知性和理性发展阶段同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 可见 ， 导致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认知进程产生飞跃的历史条件还有很多 ， 需要人们去一一发现和总结的 。 而这些导致人类认知进程实现这个飞跃的诸多历史条件 ， 往往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初的轴心文明实体中才具备 。下面我们来看看人类理性的结构究竟是什么 。 上文说过 ， 人类认知进程所经历的感性、知性和理性的三个基本阶段 ， 组成了人类认知的基本结构 。 而在这个基本结构中 ， 理性是最高发展阶段和成长境界 ，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人类的理性思维和人类认知的前两个发展阶段相比 ， 它所具有的独特的性质 。 这个性质 ， 就是人类理性思维已经不再停留在认知对象的表象、现象和经验阶段 ， 而是进入到对认知对象的本质、规律、内在真相的把握中了 。 而人类理性的结构 ， 显然是紧紧围绕对认知对象的内在本质、内在规律、内在真相的探索、梳理和把握所形成的 。 当然 ， 人类认知的感性阶段和知性阶段 ， 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结构 ， 但这三个阶段的结构是一种递进关系 ， 即人类的知性结构 ， 必然包含着感性结构中的过渡环节 ， 而人类理性的结构 ， 也当然包含着感性、知性结构中的过渡环节 。 因此 ， 人类认知的这三个阶段 ， 在各自的结构上相对独立 ， 各有自已的特殊属性 ， 但就它们之间的递进关系来说 ， 三者又融会贯通 ， 互为一体 。但是 ， 上文所述的人类认知进程及其阶段性 ， 以及人类对认知对象由现象到表象再到本质和真相的认知能力 ， 是在一个假定的前提下设定的 ， 即人类认知功能本身包括各个感官 ， 是一种先天性的能力 ， 是能够像镜子包括各种内窥镜、显微镜一样能够映照事物的现象、表象或直抵其内在的本质及真相 。 其实这个假定无法成立 。 尽管现代自然科学和人类实践已经雄辩地证明了人类的认知能力可以无限接近大自然的内在本质和微观世界的真相 ， 但人类思维对大自然内部规律和本质的表达方式和所表达出来的以各种符号组合而成的具体形态 ， 和大自然内在的本真状态只是两条彼此接近的平行线 ， 或许永远无法完全地交接和吻合 。 而人类思维对其他领域——比如对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人类精神生活和心理活动的各个领域的认知及其表达方式、所表达的具体形态 ， 则离其对象的“内在本质”和“本真状态”更加遥远 。 也就是说 ， 人类先天的认知功能和认知条件尽管呈不断成长状态 ， 但它是有局限的 ， 无论它以怎样的表达方式和符号组合去临摩认知对象内部的各个层次和内容 ， 它都不可能像各类“镜子”那样高度契合地映照出认知对象各个层次的本真状态 。 也就是说 ， 所谓“真理” ， 即人类思维和“客体”（认知对象）相吻合的部分 ， 其实并不吻合 ， 是两回事 ， 最多只是“近似” ， 而且这种“近似”更多地存在于对大自然的科学思维中 ， 而在人类社会领域和人类精神领域 ， 这样的“近似”和认知对象的整体真相相比 ， 往往少得可怜 ， 而且这种“近似”处于静态的多 ， 外于动态的少 。 也就是说 ， 人类理性思维可以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和精神活动领域的认知中接近其各种基本元素 ， 但这些基本元素之间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及其层出不穷的无穷组合 ， 人类理性思维即使穷尽其拓展能力 ， 恐怕也难以总体地接近和把握 。 而人类社会不断出现和无法预测的具体社会形态 ， 和人类精神生活的无限丰富和无限变化 ， 正是由这些基本元素在无穷的组合方式中产生 。。因此 ， 不仅人类的认知进程决定性地取决于人类先天性认知功能的具体表达方式和表达形态 ， 而且人类的认知结构也决定性地取决于人类这种先天性的认知功能的表达方式和表达形态 。 这就是康德哲学划时代的伟大贡献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在康德那里 ， 所谓感性、知性、理性这三个认知阶段中人类先天的认知功能都表现在哪里 。“康德认为 ， 在感性阶段 ， 现象是感官借助于时间和空间形式使质料或杂多得以架构 。 时间和空间是感性直观形式 ， 也是先验的直觉 ， 其中时间是人的内感官形式 ， 与算术对应 ， 空间是人的外感官形式 ， 与几何对应 ， 它们使得纯粹数学成为可能 。 ”（《康德哲学中的感性、知性和理性》来自CJ666博文）也就是说 ， 在人类认知的感性阶段 ， 思维对现象世界的纳入是由时间和空间这种人类先验的感性直观形式进行架构的 ， 而对时间空间的感知和思维运用是人类先天的认知功能或认知能力 。 而人类思维借助时空直观形式对现象世界的纳入和把握 ， 则是人类整个认知进程的基础环节 。“在知性阶段 ， 康德提出了‘纯粹概念和范畴’ ， 这些纯粹的概念和范畴 ， 独立地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 ， 是‘先验的自我意识’ ， 也即先验的统觉 ， 它的功能是将时空中的感性对象（孤立的、混乱的、个别的、偶然的） ， 加以改造 ， 然后使其成为具有内在联系和普遍规律性的知识 ， 使得科学成为可能 。 所以知性就是将现象中的杂多（各式各样的感觉材料）通过概念、依据先验的范畴（分为四大类即量的范畴、质的范畴、关系的范畴、模态的范畴 ， 每一类有三种范式 ， 它们为人的认识和表述提供了框架） ， 转化成表象 ， 使其具有可以描述和验证的能力 。 ”（同上）实质上 ， 以我个人的理解 ， 康德在知性阶段所提出的“纯粹概念和范畴” ， 已经包含了认知理性阶段的基本内容 。 而所谓“知性” ， 则是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之间的一道门槛 ， 这道门槛极为重要 ， 是感性认知上升到理性认知的一个关键环节 ， 这个关键环节或门槛 ， 就是认识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确立 。 也就是说 ， 如果认识主体没有独立的自我意识 ， 即把他自已本身和所有认知对象区分开来 ， 把自己完全独立于认知对象 ， 或把认知对象当成完全独立于自己的纯粹客体 ， 那么这样的认知主体是跨不过知性这道门槛的 ， 从而达不到理性的认知阶段的 。在人类理性思维中 ， 概念的产生和“范畴”的出现 ， 以康德的观点 ， 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先验的统觉” ， 将“感性世界”加以改造的产物 ， 而正是“概念”和“范畴” ， 使杂乱无章的表象世界成为“具有内在联系和普遍规律性的知识 ， 使科学成为可能” 。 不用怀疑 ， 康德的这一哲学发见是极其伟大的 。 以我个人所见 ， 这个伟大发见所具有的正确性 ， 完全可以将“概念”和“范畴”作为人类理性思维结构的主体框架 。 不过有一条 ， 这个主体框架是人类理性——“先验的自我意识”成长的结果 ， 而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 ， 人类与生俱来的是思维成长的潜质 。 作为“知性门槛”的“统觉” ， 是在人类进入轴心文明时代以后才出现的 。 因此 ， 产生“统觉”的潜质（其中有人类特有的生物性因素 ， 也有人类劳动、思维实践的因素） ， 而不是“统觉”本身 ， 对人类而言才是“先验”的 ， 与生俱来的 。应该说 ， 对于康德四大类十二范畴的解读每一个人都会不尽相同 ， 而笔者作为一名哲学业余爱好者或许根本没有读懂康德的“范畴”学理 ， 但我觉得康德的“范畴”学对人类认知进入理性阶段尤其重要 ， 只能将这些想法直白地说出来 ， 哪怕非常幼稚和荒谬也不在乎 。上文说过 ， 只有实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确立的认识主体 ， 才能够跨越“知性”这道门槛 。 而一旦跨越知性门槛 ， 则认识主体和认知对象就成为两个完全独立的系统 ， 一个是“纯粹”的认识主体 ， 另一个是“纯粹”的认知对象或“客体” 。 这两个“纯粹”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双方都撇清了和“神”、宗教、图腾崇拜、玄学和各类神秘主义的关系 。 当人类认知进入这样“两个独立”、“两个纯粹”的境界时 ， 理性思维的大门便轰然打开 。 当认识主体所产生的强烈的认知欲望形成“我要把对面这个客体的全部真相彻底弄清楚”的目标时 ， 他的认知实践就必须从“概念”、“范畴”这个环节、步骤一步一步往下走 ， 直至深入到认知对象的内部 。 而“概念”和“范畴”当然是由认识主体一个一个创造出来的 ， 因为对于一个认知对象的整体你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 必须建造深入到认知对象内部的台阶 ， 然后认知的脚步才能一步一步走进去 。 而认知台阶——概念和范畴的构筑 ， 恰恰是人类理性的先天能力 。 比如 ， 我要将认知对象的全部真相弄清楚 ， 我就将“全部真相”的表达分解为几个至关重要的概念：规律 ， 本质 ， 结构 ， 和其他事物的关系、联系等等 。 我们看到 ， 这几个概念都能“本真”地接近认知对象“全部真相”内部的层次、结构、运动形态等构成 ， 因而打开了一条无限“逼近”认知对象“本来面目”的通道 。 再比如当我们观察某些具体事物 ， 要探索它们的整体面貌和本真状态 ， 不得不先从这些概念着手：我先要看看它们的数量状况如何：是单一的？是少还是多？它们的总体数量如何？然后深入它们的质量——其“实在性”如何？是由哪些“质料”组成的？其“质量”在该事物特有的运动形态中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有哪些局限性？如此 ， 认知脚步会进一步深入到该事物运动中的内部和外部关系之中 ， 追寻它内部发展的各种因果链条等等 。 最后 ， 我们还会进一步探讨该事物整个发展模式和具体的发展形态的本质特征 ， 比如它内部各发展环节和具体形态之间相互否定和保留的过程 ， 其整个发展趋势和方向的现实性与非现实性、可能性与非可能性的关系问题 ， 以及这些发展动态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等问题 。实质上 ， 人类哲学根本性的伟大使命 ， 就是为人类认知进程的足迹提供“共相”的解析概念和范畴 。 而这些概念和范畴的科学性就在于人类认知足印贴近认知对象内在真相和本质的“本真性” 。 比如 ， 将认知对象“本真”的各类“要件”、“元素”、“质料”、“结构”用十分贴近的概念或范畴反映、概括出来 。 举例说明：对于人类社会自身的认知 ， 近现代社会科学就用“劳动”、“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分工”、“生产资料”、“市场”、“商品”、“交换价值”、“经济”、“政治”、“法律”、“国家”、“权力”、“制度”等贴近人类社会本质和本真状态的概念和范畴 ， 将人类社会的各类“要件”、“元素”、“质料”、“结构”表达出来 。 而每一个概念和范畴后面 ， 都隐藏着人类认知跨越知性门槛进入理性思维的漫长足迹 。 而人类理性思维主体结构的形成 ， 则是由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这两大推理支柱架构和支撑的 。 至少在现代自然科学的认知领域内 ， 人类理性思维罗辑推理的“路线图”一般是这样 ， 通过最初的形式逻辑 ， 将世界万事万物按照它们不同的类别和性质区别开来 ， 获得各种事物不同的类本质和属本质的相关知识 ， 然后转而对具体事物内在本质和真相的探索 ， 比如 ， 对其各个发展环节、形态的因果链条进行终端追寻 ， 直到追寻到其最小构成单位 ， 亦即深入到其最小构成单位的微观世界中去探究其运动方式、模式、规律 ， 从而揭示整个事物发展的终端原因 。 而当一个事物的终端原因被揭示出来后 ， 那么它和整个世界的内部外部的总联系 ， 也大体能够较清晰地显示出来 。 实质上 ， 在自然科学领域内 ， 举凡对每一种事物或者物质特殊本质属性的探索 ， 包括对其微观世界内部各运动层次和物质的解析和命名 ， 都是由科学家们不断创造出新的概念和范畴一路“趟”过去的 ， 而这些概念和范畴的创造和命名 ， 其本质特征就是和认知对象内部真相的“本真性”极为贴近 。 比如“原子”、“电子”这样的概念命名 ， 在物理世界最小构成单位的认知领域中 ， 就和物理微观世界中物质运动的“本真状态”极为贴近 。 而“原子”这个概念在古希腊哲学中曾出现过 ， 也被当成世界最小构成单位 ， 但那时的“原子”概念和现代物理学中的“原子”概念 ， 已经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思维空间 ， 几乎有天壤之别 。那么 ， 人类在自然科学领域进行理性思维所形成的逻辑推演结构 ， 即深入到事物内部直至其微观世界所创造的整个“概念体系”或“范畴体系” ， 是否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精神生活内在真相及本质的认知和探索呢？回答恐怕是否定的 。 我们知道 ， 人类理性思维的逻辑推演结构及其概念、范畴所形成的“体系形态” ， 是根据认知对象本身的内部结构、运动方式和发展形态所形成的 ， 认知对象不同 ， 理性思维的结构和形态也会发生变化 ， 尤其是概念、范畴体系也会迥然不同 。 比如在自然科学领域 ， 一般只要掌握认知对象最小构成单位及其运动规律 ， 就基本能够掌握整个认知对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 。 比如对地球生命的研究 ， 只要理性思维掌握了生命体的最小构成单位细胞的内部结构及其分裂规律 ， 就能大致掌握生命体的本质和内在真相 。 一般来说 ， 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各个认知对象的最小构成单位 ， 都具有单一性和垂直性的本质特征 。 如果说大自然事物的最小构成单位可以无限分割 ， 这种分割基本上是在单一的构成单位上垂直地分割下去 ， 比如物理领域的分子往下垂直分割成原子 ， 原子再分割为电子质子、中子、夸克等等 。 生物界生命肌体的最小构成单位细胞 ， 也可以垂直进一步分割为染色体、基因、DNA等 。在以人类社会为认知对象的社会科学领域和人类精神生活领域内 ， 人类理性思维的逻辑推理能力照样能创造出逼近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生活各种构成元素本真状态的概念系列或范畴系列 ， 就像上文所说的 ， 诸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以及经济、政治、文化、法律、教育等等概念和范畴 ， 这些概念和范畴对于现代科学挺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本质无疑具有划时代的价值和意义 ， 而情感、思维、意志、意识、道德、伦理、美感、崇高、信仰等等概念和范畴系列 ， 对于人类精神活动和心理活动的解析 ， 无疑也具有逼近人类精神生活“本真状态”的非凡的价值和意义 。 但是 ， 在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活动的各个领域中 ， 那种在自然科学中以事物最小构成单位及其运动方式来推演出整个事物可预见、可预期的发展规律、因果链条、运动形态的情形 ， 已经不可能再现 。 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在这两个领域 ， 所谓最小构成单位不是单一 ， 而是多元 ， 其对终端原因的析取不是对更小单位的垂直分割 ， 而是呈散布状的多种元素的无穷组合 。 甚至这两个领域是否存在着决定着事物“终端动力源”的所谓最小构成单位和决定性元素 ， 还要打一个问号 ， 或者人类理性思维根本无从把握 。 可见 ， 这或许就是康德为什么将对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生活的认知 ， 推到具有超验功能的理性领域 ， 甚至推到与理性对应的、人类无法认识的“物自体”范畴中的原因 。为此 ， 我们不妨看看康德关于人类理性的主要观点：“康德认为 ， 感性和知性是人心灵具有的二种能力 ， 来自心灵的时空能力和范畴能力决定着外在世界的经验知识……人的认识能力再往前走就是认识的彼岸——‘物自体’了 ， 我们不能认识它 ， 这是理性的地盘 ， 它在人的心灵中高于感性和知性 。 康德的下面这句话观点也非常鲜明：‘我们的知识起源于感性 ， 然后上升到知性 ， 最后终于理性 ， 在它之后我们便没有能力通过直觉的能力来理解理性之后的事了’ 。 感性和知性属于经验性和先验性的能力 ， 而理性则属于人的超验性能力；感性是直观的能力 ， 知性是范畴的能力 ， 理性是原则（调节）的能力 ， 感性和知性的协作形成通常所谓的‘知识’ ， 理性是一种不生成知识的能力 ， 它指导认识主体去寻找经验和先验背后的绝对条件 ， 在道德领域则是普遍道德规律和最高行为原则背后的‘绝对命令’ ， 比如人格、良心 。 理性追问终极性的东西 ， 为知识提供整体性和归宿 ， 它针对三个主要理念——自我、宇宙、上帝 ， 它追问三大哲学命题——灵魂不死、意志自由、上帝存在 。 理性在康德这里又叫纯粹理念或者叫纯粹理性理念 。 正是理性的这种超越能力使得人从对现实的简单认知中抽身向后 ， 去追问为什么现实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 ， 这也是人类具有创造性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条件 。 ”（同上）我个人认为 ， 康德对人类认识能力边际的划定和“物自体”这个概念的提出 ， 在人类认识史上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 。 的确 ， 即便人类认识能力发挥、拓展到极致 ， 它所达到的认知范围和所得到的“真理”成果 ， 在整个宇宙的浩渺无垠中只是沧海一粟 。 更重要的是 ， 人类认知功能的边际 ， 即便康德的超验理性 ， 也是无法逾越的 ， 这一点康德本人也心知肚明 。 依我个人的看法 ， 人类理性思维至少在如下几个重要的认知边际问题上是无法超越并达到“全知”境界的 。第一 ， 所有历史都不可回溯 。 无论是宇宙史、地球史、人类史还是地球生物史、动物史 ， 甚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断代史、近代史等等 ， 作回溯性的认知都永远达不到“全知”的境界 。 因为逝去的历史中活生生的“血肉”已失 ， 由文物和文献记载的历史连一副支离破碎的历史骨胳都难以凑全 ， 更不用说无边无际的宇宙史了 。 因此 ， 举凡关于各类历史的回溯性认知 ， 能达到全部“真理”的万分之几就不错了 ， 同时 ， 关于历史的所谓真理所还原的既不可能是血肉丰满的历史躯体 ， 也不可能是一副完整的历史骨胳 ， 它能揭示历史发展中一条细细的脉络 ， 就已经非常难得且功德圆满了；第二 ， 对任何认知对象的终极原因不可全知 ， 或甚至不可知 。 即便在诸多自然现象和规律可以在实验室中复制出来的自然科学领域 ， 这条法则也不可逾越 。 因为世界的万事万物是在相互联系中存在的 ， 一个事物的终极原因肯定是另外一个事物发展的结果 。 因而世界的普遍联系就像一座永远找不到出口的迷宫 ， 寻找终极原因的努力只会毫无悬念地坠入这个迷宫而不能自拔；第三 ， 宇宙的构造如此精密微妙 ， 匪夷所思 ， 很难想像它不是出于一位极具智慧的“高人”之手 。 因此 ， 永远不要对是否有“上帝”、“造物主”这个宇宙终极之谜的问题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 ， 因为人类的知识、思维视野永远无法找到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证据和真理 ， 而宁愿像康德那样“假定”上帝存在 。 因此 ， 必须对主流宗教信仰表示出敬畏之心；第四 ， 对于人类社会的本质、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各种具体社会形态的演变及递进 ， 人类的认知不可能进入全知境界 ， 尤其是人类社会的现象和“规律”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领域那样可在实验室内复制和再现 。 尤其重要的是 ， 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前景 ， 不可预测 ， 不可预期 。 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元素决不是单一的 ， 而是多元的 ， 这些元素有无穷的组合方式和模式 ， 人类认知永远无法预知未来的社会发展是由这些元素以什么方式和模式组合；第五 ， 关于人是否有灵魂 ， 人死后灵魂是否会离开肉体独立存在 ， 人的思维和意识是物理形态的 ， 还是非物理形态的 ， 是属于三维空间的 ， 还是属于四维或更高维空间的 ， 这些问题是人类的认识能力和现有认识条件所无法给出真理性答案的 。 你或许用高科技的生物手段和物理手段测出一个人的大脑正在思维 ， 但你永远无法测出他在想什么 ， 所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第六 ， 终极正义 ， 终极理想 ， 终极价值 ， 以及绝对平等、绝对自由 ， 都是人类社会自始至终追求的东西 。 但在人类对人类社会发展整个历史进程的认知领域里 ， 永远不可能出现关于终极正义、终极理想、终极价值以及绝对平等绝对自由的真理 。 人类的任何进步都是在相对正义、相对理想、相对价值以及相对平等相对自由中实现的 。 然而 ， 人类进步的根本动力却是对终极价值的追求 。 因此 ， “终极追求”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可缺 ， 而终极追求的各项目标又如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得 。 人类社会恐怕会永远在“终极追求”和“终极目标”不可得的矛盾中徘徊 。 康德对人类社会的这种矛盾窘境是心知肚明的 ， 因此 ， 他不得不“假定”人类的这些终极目标的存在 。 他的“道德律令” ， 就是这种“假定”的终极理想终极价值的产物 。 那么 ， 作为人的最纯粹的道德境界、或人性之善的最高境界的“道德律令” ， 是否真的存在？在人类的道德实践中是以怎样的规模和方式出现的？它是否会出现在每一个人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行为之中？这些问题如果不在人类的道德现实中得到明确的答案 ， 那么它只能高悬于哲学家的精神阁楼之中 。可见 ， 康德几乎把人类认识能力边际之外的所有领域都让给了不可认识的“物自体” ， 而把其中对人类最具价值意义的领域诸如人对自己的认识、人类精神生活和各种价值、正义、理想的追求等等让给了“超验”的理性思维 ， 其用心是极深的 。 或许在康德看来 ， 人类正义的力量 ， 道德的力量 ， 信仰的力量 ， 自由意志的力量 ， 善的力量 ， 才是整个人类发展的核心价值所在 ， 才是真正免于人类整体犯罪、整体堕落的根本力量所在 。 然而 ， 恰恰又是在这些领域人类的认知能力又无法像在自然科学领域那样获得确凿无疑的真理性知识 ， 同时“知性”知识范畴又无法容纳这些人类终极价值追求的超越性 ， 那么只好把这些领域留给人类的理性思维来处理了 。理性思维 ， 在康德看来无疑是人类认知的最高境界 。 作为理性的超验能力 ， 它的使命不是追求一般的知识性真理 ， 而是引领人们在精神、道德、意志、信仰等“形而上”的各个领域追求人类的终极价值 。其实 ， 当康德将人类理性认知这块“地盘”让给人类各种终极价值追求时 ， 他已经将人类理性几乎完全理想化了 。 实质上 ， 即便按照康德所定义的人类理性 ， 也有极不靠谱的地方 。 不错 ， 人类理性在引领人类追求社会正义、平等自由、道德进步等普世价值中 ， 所起的巨大的正向作用不容否认 ， 但是 ， 正因为在人类各类终极价值追求这个领域中人类认知无法获得“全知性”的真理 ， 或者对人类理性来说永远是一个真假难分、是非难辨、善恶难断的模糊地带 ， 因而诸多打着人类理性旗号的终极价值追求不仅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 ， 反而带来了巨大而血腥的灾难和祸害 。因此 ， 我认为 ， 不应该把人类理性认知的“地界” ， 框定在康德所划定的那个“物自体”或人类社会、人类精神生活及价值追求的领域 。 当人类认知跨过了“知性”这道门槛 ， 开始拥有创造“概念体系”或“范畴体系”的能力后 ， 就已经进入理性思维阶段 。 不仅如此 ， 这种作为向事物内部“本真状态”一步步深入的认知阶梯的概念、范畴的构成 ， 恰恰成为人类理性思维的主体框架 。 然而 ，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对于康德所说的“物自体”或人类精神生活等“形而上”领域的认知 ， 理性思维构建概念、范畴的认知能力还管用吗？肯定是管用的 。 尽管这种能力在这些“形而上”领域恐怕永远达不到像自然科学那样的既定认知目标 ， 但其探索的脚步仍然是向未知世界的真相一步步接近 ， 而这接近的阶梯同样是贴近对象本真状态的概念或范畴的创造 。 比如现代经济学 ， 也许永远无法穷尽人类经济生活中的所有规律、本质、奥秘和真相 ， 永远无法像天气预报那样精准预测经济生活发展的各种趋势、涨落、变化 ， 也永远无法人为地防止和化解各类经济危机和经济崩溃的暴发 ， 但是 ， 现代经济学却以不断创建概念、范畴体系为标帜的探索脚步却像一串串烛光那样 ， 不时地照亮了人类经济生活这片无边无际黑森林中的某一角落或某一高地 。 也就是说 ， 现代经济学并非一无是用 ， 它的拓展毕竟对某些经济规律和某些经济发展趋势起到了些许驾驭作用 ， 并且这种作用的有效性和范围都会呈增强和扩大的趋势 。二 ， 中西思维差别是“理性结构”的不同 ， 还是认知程度的差距？有人或许会问 ， 你上面罗里罗嗦一大通 ， 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的是无非是如下几点：一 ， 人类先天的认知能力、认知条件、认知规律、认知阶段和进程是人类共有的 ， 不分国家、民族和文明实体；二 ， 人类认知只有从感性阶段跨过知性这道门槛 ， 才可能达到真正的理性思维 。 而理性思维的主体架构 ， 则是以概念和范畴的创建及其运用为标帜的 。 这是人类认知的共同规律和环节 。 也就是说 ， 人类理性的结构和形态 ， 是人类认知进程所共有的 ， 不会因民族、国家、文明实体而有所区别；三 ， 人类理性思维的结构、性质和形态 ， 只会因理性思维进入到不同的认知领域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 而不会因不同的民族、国家、文明实体而产生变化；四 ， 中西轴心文明时代就产生的中西思维差别 ， 根本不是中西理性结构的不同 ， 而是两个轴心文明在认知程度上的差异 。 说白了 ， 就是中华文明的认知进展还没有跨过“知性”这道门槛 ， 还在这道门槛之外的表象世界、经验世界中徘徊 ， 还没有具备创建贴近认知对象内部本真状态的概念、范畴体系的能力 。 而以古希腊文明为代表的西方轴心文明 ， 在认知进度上已经开始跨越“知性”这道门槛 ， 进入到真正的理性思维范围了 。 当然 ， 西方古代轴心文明的理性思维仅仅是刚跨过了“知性”这道门槛的“初始阶段” ， 而且其认知进度无论在自然领域还是在人类社会领域 ， 都处于极其幼稚的起步阶段 ， 且对各个领域的深入和探索极不平衡 ， 离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科学还相差甚远 ， 无论在哪个领域 ， 它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 然而 ， 它毕竟跨过了知性门槛 ， 毕竟产生了独立的自我意识 ， 毕竟能对够将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真正地分离开来 ， 这才是中西思维差别的根本所在 。在这个问题上 ， 刘教授认为：“关于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特点 ， 从黑格尔到德里达 ， 西方学界形成了一种偏见 ， 认为中国没有理性 ， 没有哲学 。 前辈中国学者在物质、制度和思想层面上都发现了中西文化存在着若干异同 ， 但他们忽略了理性在中西文明中起到的作用 。 理性有不同的内容和类别 。 不同的理性类别组成不同的理性结构 。 虽然理性的爆发是轴心时代中西文明的共同特点 ， 但它们表现出来的理性结构却不尽同 。 古代西方的理性结构包括逻辑理性、自然理性、实践理性/道德理性、审美理性 ， 但缺少历史理性 ， 其理性结构以纯粹理性为主导 ， 逻辑理性居于统治地位 。 中国的理性结构包括历史理性、自然理性、道德理性 ， 有逻辑思想 ， 但却未发展出逻辑理性 ， 其中历史理性占有支配地位 。 逻辑理性主宰了西方的思维 ， 历史理性引领了中国的思维 。 这种理性结构的不同是中西思维不同的根本原因所在 。 中西文明之别 ， 关键也就在于理性结构的不同 。 西方文明中逻辑理性占主导和中国文明中历史理性占主导 ， 其根本在于二分法的不同 。 中西的二分法之不同 ， 其部分原因则可溯源于各自语言之不同 。 语言特点不同 ， 是中西文化不同之源头 。 ”我个人认为 ， 刘教授对人类理性及其结构如此定义和划分 ， 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 。 所谓逻辑思维 ， 是人类理性奠基的基础 ， 是人类理性思维的主体框架 。 而哲学的根本要义 ， 则是对人类思维规律本身的探索和认知 ， 因而逻辑学理应是所有哲学的奠基基础 。 但是 ， 我个人以为人类理性思维结构中除了奠基的逻辑思维以外 ， 还有两种思维不可或缺 ， 一种是抽象思维 ， 也有人将它称为理论思维 ， 这也未尝不可；另一种是“镜像思维” ， 这种将人类丰富神奇的想像力具像化的思维极为重要 ， 它对于人类掌握人类社会现象和大自然微观世界的本质起着举足轻重的重大作用 。 当然 ， 所谓“镜像思维”并非等同于人们常说的“形象思维” ， 形象思维一般指人类意识中将外界对象构成画面的能力 ， 而理性思维中的“镜像思维”则具有在没有模特儿情况下的无穷想像中的构图能力和成像能力 。 我以为 ， 逻辑思维、抽象思维和镜像思维 ， 是理性思维构造概念体系和范畴体系的“三驾马车” 。 可见 ， 将人类理性的根本结构分为自然理性、道德理性、历史理性等等 ， 都是对人类理性本质的一种严重的误读和错位 ， 根本的答案则在于 ， 是人类理性思维进入了各种不同的认知领域 ， 才形成了刘教授所说的那种不同类别的“理性” 。 比如 ， 当理性思维进入到对大自然的认知领域 ， 就形成了所谓“自然理性” ， 进入到人类道德领域、审美领域、历史领域、价值领域等等 ， 才形成了人类理性思维的各类分工状态 。 因此 ， 所谓“历史理性”根本不是人类理性主体结构中的一部分 ， 而是人类理性思维进入到人类历史认知领域中的产物 。 而所谓人类理性的主体结构 ， 正如上文所说 ， 是以逻辑思维为框架、以抽象思维和镜像思维为基石、以贴近认知对象本真状态的概念体系和范畴体系的创建为龙骨的构成形态 。因此 ， 看一个人类文明体对自己历史的认知是否达到了“理性思维”阶段 ， 要看它是否能够以接近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各种要素“本真状态”的概念体系或范畴体系进行架构历史认知 ， 或者进行历史学方面的表达和表述 ， 而不是看一个文明实体对自己历史的重视和偏好程度 。三 ， 中国传统史学真的达到了理性认知阶段吗？什么是“历史理性”？上文说过 ， 所谓历史理性 ， 是指人的理性思维进入到人类历史学领域产生的思考内容和表现形态 。 “历史理性”仅仅是人类理性思维面对多种认知领域的分类研究 ， 它当然有自己独特的内容和结构 ， 但上文说过 ， 一个具体认知领域的理性表现形态、内容和结构 ， 是不能并列于人类理性思维的基本架构和本质要素的 。 对于这一点 ， 刘教授似乎是认同的 ， 请看他对历史理性的基本定义：“自然理性是人们对自然界表现出来的规律的认识 。 历史理性是人们对历史进程的所以然和一定规则的探讨和探寻 ， 认识到历史是常与变的统一：从变中把握常 ， 从常中把握变 。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 ， 从中国“三代”以降就被刘教授赋予中国传统史学的“历史理性” ， 是否就已经开始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所以然”（可以不可以说规律？我看可以）和一定规则的探讨？我们知道 ， 人类对自身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探索 ， 必须具备如下前提：其一 ， 已经经历了感性认知阶段 ，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并由此跨越了知性认知的门槛；其二 ， 已经能够将认知主体和人类社会本身区别开来 ， 后者已经成为与前者没有任何利益瓜葛和信仰纠结的独立的客观的认知对象 ， 即主体意识已经完全独立出来；其三 ， 对人类社会本身的认知已经达到能够创造与其本真状态贴近的概念体系或范畴体系的境界 。 对照这三个前提 ， 中国“轴心时代”或整个传统史学一个都达不到 。 首先 ， 如果说中国三代的史学研究中已经具备“历史理性” ， 那么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感性认知阶段和知性认知门槛又在哪里？从什么时侯开始的？有哪些文献为证？其次 ， 当时中国知识群体对人类社会本身的认知 ， 从根本上还没有将人类社会从自然界中独立出来 ， 还根本没有意识到人类社会具有独立的、和自然界迥然不同的本质及发展规律 ， 还以为人类社会和大自然都被同一个主宰、同一种规则、同一个规律支配着 。 就是说 ， 面对人类社会 ， 当时一个独立的、自由的认知主体还没有出现 ， 所谓“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历史观 ， 正是当时知识群体将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混为一谈的典型表现；第三 ， 应该说 ， 将人类社会本身作为客观的认知对象 ， 并开始成体系地创造出贴近其本真状态的概念和范畴 ， 仅仅是人类近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产生以后的事情 。 而历史学无疑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一个分支 。 因此 ， 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理性” ， 只能从近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母腹”中诞生 。可见 ， 说中国自三代起的传统史学就达到了“历史理性”的认知境界 ， 委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侈谈 。问题是 ， 至少在帝制结束之前 ， 史学一直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显学 ， 中国历代知识群体对史学的重视和投入的精力及智慧 ， 的确非同凡响、几无人比 ， 其史学成果和学术成就洋洋大观 ， 举世瞩目 。 应该怎样解读中国史学空前丰富繁荣的现象呢？我们先看刘教授这样一段话：“希腊的历史学也很发达 ， 希腊人有没有寻找历史规律呢？答案是否定的 。 希腊的历史学家是非常重视历史真实的 。 为了把希腊与蛮族人的斗争情况保留下来 ， 希腊史学家必然追求历史的真实；他们努力寻找当时参与事件的证人 。 希罗多德写波希战争 ， 他本人就亲自参加了这场战争 。 修昔底德也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参加者 。 英文的History一词 ， 既有发生的意思 ， 也有对所发生的记录的意思 。 希腊人写历史也找原因 ， 但是有局限 。 他们写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 这是希腊都是城邦的观念 。 进入城邦之前是黑暗的‘荷马时代’ ， 那个时代的文字断裂了 ， 没人能够认识 。 那段历史只是以神话的形式 ， 恍恍惚惚地留存在《荷马史诗》中 ， 无法被书写 ， 也无价值 。 希腊的历史学家看到的 ， 只是当代的 ， 他们不再注重神话了 ， 而专注于人事 ， 这是很大的进步 。 历史仅限于当代 ， 因此不容易总结规律 ， 也没有从变中求常 。 柯林武德指出 ， 希腊的历史著作只关心什么是真实的 。 希罗多德使用的Historia一词 ， 在希腊文的含义是追问、考察 ， 目的是强调对当事人或目击者的追问和考察重建事件的经过 。 ”首先应指出 ， 在人类古代轴心文明中 ， 无论是中华文明还是古希腊文明 ， 寻找人类社会本身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自觉意识 ， 都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 中国传统史学家去寻找、探究、总结本国历史的诸多重复现象 ， 不仅在认知动机和认知进程上还远没有达到真正的“探其所以然”的理性思维阶段 ， 而且在认知成果上还处于知性门槛之外的经验范围 。 刘教授有一个奇怪的观点 ， 他认为古希腊人的逻辑理性只追求永恒的不变的真理 ， 而人类历史是一种动态的社会进程 ， 它永远处于变动状态 ， 因而历史无规律无真理可言 。 我个人以为 ， 刘教授的这种观点很可能是对古希腊哲学的一种误读 。 实质上 ， 古希腊人是从运动中的事物中探究支配这种运动的终极原因 ， 追求其本质、本原、规律、最小构成单位 ， 而这些支配所有事物的运动形态的终极原因、规律、本质、最小构成单位自然已经排除了一切具体的运动形态 ， 处于静止和永恒的状态中了 。 因此 ， 在古希腊人的哲学意识里 ， 不仅人类历史是不断变动着的 ， 而且大自然本身也是不断变动着的 ， 永恒的、静止的、超越时空的真理、本质、本原、规律、“终极原因”、最小构成单位作为支配性的元素 ， 只能存在于任何变动着的具体事物之中 ， 而不能独立存在 。 因此 ， 如果能从变动着的大自然中“抽象”出这些支配性的终极元素 ， 当然也能从变动着的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支配性的终极元素 。其次 ， 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 即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 ， 历史学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明体有着不同的话语体系和不同的发展形态 ， 有着不同的学术地位和不同的“政治待遇” 。 这当然和各个民族、国家、文明体的历史发展进程之间多种巨大的差异有关 ， 但还有一个关键因素 ， 即人类历史学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一门重要的学科 ， 它还有个起源问题 ， 即历史学的“发生学”问题 。 我个人以为 ， 人类历史学的发生问题 ， 有一些共性和规律 ， 这些共性和规律对一个民族、国家、文明体历史学的独特的发展形态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我以为 ， 至少历史学发生的以下共性和规律应该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 。第一 ， 在人类文明的初始阶段 ， 一个文明实体的文字的形成是否顺畅 ， 是否成熟 ， 是否能够得到足够时间的延续 ， 是决定这个文明实体史学起源和成长的关键 。 一个没有文字的人类社会 ， 是没有历史学可言的 。 口口相传的传说、神话以及器物文化的遗存 ， 有史料价值 ， 但却不能形成真正的史学 。 只有文字记载的史实 ， 才能构成史学的完整框架和主体内容；第二 ， 一个远古时代的文明实体 ， 即便发明了文字 ， 也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 ， 但如果它被自然灾难毁灭或被其他文明实体消灭 ， 只要它的文字再也无法延续 ， 所有文字记载的史学文献也被全部销毁 ， 那么它的史学也就被湮没了 。 当然 ， 关于这个文明体的许多传说甚至器物遗存还会在其文化流传中得到其他文明体后人的重视和研究 ， 但这个文明实体的史学却永远无法重见天日了；第三 ， 一个文明实体史学的发轫 ， 源于知识群体中某一些人历史意识的觉醒 。 但这个觉醒与文字的发明并不同步 。 何谓史学？意味着有人开始认真用文字记载他这个时代和社会、他这个民族和国家发生的重大的真人实事 。 但记载重大真人实事的自觉意识并非从天而降 ， 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 。 这里面有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 。 文明时代初始阶段的人们发明了文字 ， 但他们最先用文字记载的东西往往是他们当时感到最重要、最神圣的东西 。 比如关于图腾崇拜的各类记载 ， 各种相关的神话传说和英雄传说 ， 重大祭祀活动的具体事项和过程的记录、记载等等 。 尽管这些文字记载还没形成真正的史学 ， 但已经是史学的萌芽 ， 其中许多内容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 ， 是后来的史学家挖掘前史的源泉和重要依据 。 而当知识群体中的某一部分人意识到记录眼前发生的真人实事具有重大价值时 ， 说明他们的历史意识已经觉醒 ， 史学开始形成 。 人类知识群体产生最初历史意识的动力大概有如下几种：其一 ， 当代产生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有必要让后人记住 ， 有传承下去的价值；其二 ， 一些重大的创造和辉煌的业绩 ， 不应被被忘记 ， 要让后人知晓；其三 ， 一些重大的经验和教训 ， 值得后人传承、吸取和借鉴；其四 ， 当代重大人物事件的是非曲折 ， 当代人无法判断的 ， 留给后人去评说 。 因此 ， 必须真实地将所发生的人和事记录下来 ， 否则后人会产生误判 。 这样的历史意识 ， 已经具有某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 正如刘教授所说 ， 当人们产生了将重大真人实事记录下来的自觉意识时 ， 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第四 ， 当代人不写当代史 ， 这在中国史学界几乎成为一条颠扑不破的古训 。 这条古训当然有其充分的理由 。 其一 ， 由于牵涉到许多利益关系 ， 由于一些重要历史人物还活着 ， 或者死后不久其亲属、朋友、同党及其与其交恶者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利益纠葛、恩怨积累 ， 导致史学家实在不好落笔 ， 也不可能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客观公正的评说；其二 ， 所谓旁观者清 ， 当事者迷 ， 对于写当代史的史学家们 ， 很难站到旁观者的高度和视角观察评价眼前发生的历史事件 。 一个历史阶段和历史过程的走向和趋势 ， 只有到最后结束时才大致看得清 ， 这就是时空距离对史学研究的意义 。 因此 ， 前代史由后代人来修 ， 才能予以比较客观公正的叙述和评价 ， 尤其才能将其整体发展脉络梳理清楚 。 但是 ， 必须首先弄清一点 ， 即无论是由后代人修前代史 ， 还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明体的历史不仅由自己的历史学家去修 ， 还要让别的国家、民族、文明体的历史学家去修 ， 都要有一个必备的前提 ， 即“前代”或本国、本族、本文明体留下了大量的、比较完整的、用文字记载的史料文献 。 没有这些史料文献 ， 任何“后代”的、异族异国的史学家是根本没有办法为其修史的 。 因此 ， 在史学初创时期 ， 在诸多古代文明实体因其前史没有文字记载的史料保存和传承下来 ， 史学家们只好写当代史 ， 虽然有种种掣肘 ， 但其史学意义和价值仍然非常重大 ， 实际上恰恰为后代人修史提供了更可信、更连贯、更专业的史料文献 。 同时 ， 虽然比起后代修史来有上述不少弊端 ， 但其也有有利之处 。 有利之处在于：一 ， 血肉丰满 ， 更有现场感；二 ， 往往更接近史实真相；三 ， 可以记下许多具有关键意义的细节 ， 这些细节往往能解开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之谜 。综上所述 ， 一个国家、民族、文明体史学的丰瘦枯荣 ， 不仅取决于它们本身历史发展的时空跨度 ， 而且取决于它们文字形成及发展的程度和具体状况及际遇 。下面 ， 笔者不揣冒昧 ， 谈谈个人对中国史学为什么成为显学的一些主要原因的看法 。第一 ， 以汉民族为构成主体的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祖先崇拜传统 。 远古的中华文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崇拜 ， 图腾崇拜在一些“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中存在着 ， 但对于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文明来说 ， 并没有形成主流 。 而祖先崇拜 ， 则是中华文明主流文化中的核心理念 。 何为祖先崇拜？直白地说 ， 就是一个大家庭、一个大家族的历代后人 ， 都以自己的祖先的衣钵定于一尊 ， 并志在将其代代传承下去 。 这祖先的衣钵 ， 可以有多种令人自豪和崇仰的元素 ， 比如显赫的门庭 ， 昔时的名望 ， 不凡的功德 ， 骄傲的业绩 ， 充裕的财富等等 。 即便代代相传的平民世家 ， 谈起自己的历代祖先来都有值得炫耀的地方 。 而中国传统家庭和家族的后代们几乎都有“光宗耀祖、衣锦还乡”的梦想 ， “数典忘祖”、“欺师灭祖”成为中国人最为不齿、深恶痛绝邪恶行为 。 而既然是祖先崇拜 ， 既然要传承祖先的衣钵 ， 那么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件事 ， 就是要将一代代祖先的门庭、名望、功德、业绩记载下来 ， 传承下去 。 于是修家谱、族谱 ， 便成了中国民间一种普遍的、典型的文化行为 。 所谓“家谱” ， 就是最简单的家史 ， 所谓“族谱” ， 就是最简单的族史 。 “家史”和“族史” ， 我以为就是中国史学的最初源头 。 然而 ， 这个源头的喷涌及“源远流长” ， 并非取决于民间普通百姓家史和族史的修撰 ， 而取决于最高当权者——君主或皇帝“家史”和“族史”的编撰 。 我们知道 ， 君主和皇帝“家族”史的修撰 ， 和平民百姓的“家谱”、“族谱”虽然性质相同 ， 但其规模和丰富程度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 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君主皇帝们修自己的家族史 ， 实质上就是修“国史” ， 他们掌控的政治权力遍及整个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 因而修他们的家族史 ， 实质上其主体框架则是修他们的“掌权史” ， 这个“掌权史”说穿了就是他们掌控整个国家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历史 。 可见 ， 君主皇帝的“家族史”和由他们掌控的整个社会生活的“国家史”高度重合或高度吻合 ， 这种“家族史”和“国史”高度重合、融为一体的史学模式 ， 不仅形成了中国几千年传统史学的主体框架 ， 而且形成了中国史学独特的体裁模式 ， 即由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首创的纪传体为中国“正史”主体体裁的史学模式 。 当然 ， 如同西方的编年史体裁 ， 在中国传统史学体裁中也有着重要地位 。 那么 ， 这种由“祖先崇拜”引发的中国传统史学的源流 ， 它本身源头和出处又在哪里呢？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 那就是源于中华文明独有的以血亲等级为网络的宗法关系 。 这种宗法关系是从中华文明远古时代的氏族社会中一步一步生长出来的 ， 这个问题 ， 本人没有深入研究过 ， 在此不谈；第二 ， 中华传统文明中的“祖先崇拜” ， 对于历代君主帝王而言 ， 具有更加厚重丰富的内涵 。 和普通老百姓不同 ， 君主帝王们的“祖先崇拜”充满了“政治功利主义”或“国家功利主义”的浓厚色彩 。 一个朝廷的立国之君和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 ， 他要传承下去的东西决不像普通百姓家族那样是一份祖业、一份家产 ， 一份功德、一份名望 ， 而是一个国家 ， 一个政权 ， 一份至高无上、生杀予夺的至尊和权威 ， 一笔建功立业、文治武功的政治遗产 ， 一项立国安民、统驭天下的至高威严和无上荣耀 ， 一眼子孙后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享尽荣华富贵的财富源泉 。 因此 ， 君主帝王们的世袭意识不知要比平民百姓强烈多少倍 ， 所谓“万世一系”就是他们共同的理想和野心 。 因此 ， 一位立国之君 ， 一个开国皇帝 ， 他们在子孙后代们“祖先崇拜”情结中的至尊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 而他们后代中几乎每一代君主 ， 每一朝皇帝 ， 都有将从祖先继承下来、加上自己“独创”的那份“耀眼”政治遗产和精神遗产世代传承下去的强烈愿望 。 而将君主帝王们政治遗产、精神遗产世代传承下去的主要载体 ， 就是史学文献 。 也就是说 ， 君主和帝王们要将自已的“至高威望”、“丰功伟绩”和“无量功德”传至后代 ， 就必须通过史学家这支笔记录下来 ， 流传下去 。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传统的“正史”几乎都是由朝廷或政府所修、朝廷和政府为什么要专设史官、且逐步形成系统、成熟的史官制度的根本原因 。 这就可以解释 ， 为什么中国所谓“正史”中的核心部分都是君主皇帝家族和朝廷中的那些“破事儿” ， 甚至包括君主皇帝们个人的生活起居 。 当然 ， 正因为王室和皇室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核心所在 ， 它统领着国家的整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 ， 因而王室和皇室中那些“破事儿”又确实构成了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条主线 。 在这个问题上 ， 中国的所有“正史”可以说都没有偏离主题；第三 ， 所谓“以德治国” ， 一直是中华文明君主制提出的治国口号 。 中华帝国对君主、皇帝以及整个官僚统治集团所要求奉行的政治道德 ， 实质上是以儒家学说核心价值观及其政治理想、政治信仰为基础的道德伦理体系 。 它实质上是一种捍卫王权或皇权、对君主皇帝及其全体官僚队伍具有强制性约束的道统力量 ， 它的道德核心是“圣贤治国” ， 其理想境界是“内圣外王” 。 在儒家理想的政治境界中 ， 君主、皇帝治理万民、驾驭天下 ， 靠的是“以德服人” ， “替天行道” 。 而这个“德” ， 是指君主帝王治国理民的“圣贤之道” ， 它高于一般的社会伦理道德 ， 是君主帝王率身垂范、立于万世、为万民所景仰的道德模板 。 因此 ， 一位君主 ， 一位皇帝 ， 在他一生的统治生涯中 ， 是否以“德”治国 ， 是否以“德”服人 ， 是否树立起“圣王”、“明君”形像 ， 是否在言行举止中彰显“圣贤”德性 ， 都将被史官们一一记录在案 。 可见 ， “以德治国”的传统政治招牌、以君主帝王的“圣贤”、“明君”形象传之后世 ， 是官方修史的重要推手之一 ， 这个推手也是中国传统史学彰显皇（王）权道统理念这一重大政治特征的主要成因 。 其实 ， 中国自三代以来上千个君主（包括三代“天子”和诸候国王）和数百个皇帝 ， 其中真有“圣贤”德性的能有几个？恐怕绝大多数道德败坏劣迹斑斑吧？尤其所谓“政治道德”更是笑话 ， 即便像李世民这样的“明君”也犯下了杀兄诛弟、逼父退位的大逆之罪 ， 谈何“圣贤之德”？因此 ， 历代史官在高压下不得不为君主皇帝隐恶扬“善”、文过饰非 ， 从而篡改史实愚弄后人的现象比比皆是 ， 层出不穷 。 然而 ， 尽管如此 ， “以德入史”对于君主帝王仍然会产生巨大的压力 ， 至少在史官的笔墨前他们对自己的不端也会有所收敛 ， 也会顾忌给后代和百姓留下“坏名声” ， 同时也是士大夫们约束帝王们的胡作非为、维护皇权道统的一把杀手锏；第四 ， 官方修史是后朝统治集团总结前朝治国经验和汲取前朝被颠覆教训的重要途径 。 上文所说 ， 在中国皇权时代由后朝修前朝的历史 ， 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动力 ， 就是后朝皇权统治集团通过修史来精心总结前朝治国理民的经验得失 ， 尤其是研讨汲取前朝倾覆的各种原因和教训 ， 以前车之鉴 ， 来规避本朝所遇到的同类性质的挑战和危机 ， 以求本朝长治久安 ， “万世一系” 。 中国历代王朝这种官方修史的强烈的政治动机极为独特 ， 恐怕在全世界史学研究中也是独一无二 。 这正如唐朝皇帝李世民那句“名言”中所说 ，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 那么 ， 中国历代统治集团这种强烈而独特的修史动机 ， 究竟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政治情境呢？这是由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政治生态和制度文化所决定的 。 而这种政治生态和制度文化最主要的历史特征是：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 ， 是在反复的改朝换代中实现的 ， 而在改朝换代中 ， 同一种政体 ， 同一种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 ， 同一类统治集团 ， 同一个国家或官方学说 ， 同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体系 ， 会随着新旧王朝的轮替在差不多同一块地理位置上反复重建 。 而其中和欧洲古代封建制的重要区别就在于 ， 欧洲封建王朝之间的轮替 ， 其王权始终由一个相对稳定的贵族政治集团世袭 ， 因而权力的交接尽管会用暴力手段 ， 但大部分场合能够和平过渡 。 而中国王朝之间的轮替 ， 至少在绝大部分场合是由后朝政治集团用暴力推翻前朝统治 ， 而且新王朝的统治集团不是由固定的贵族集团世袭 ， 而是别一个一家一姓的新王朝 ， 村夫流氓扯旗造反成功也能坐上皇位 。 因此 ， 后朝统治集团对前朝治国驭民的成败得失极为重视 ， 因而在为前朝修史中 ， 在精心探讨前朝统治集团成败得失和“是非曲折”中 ， 他们会竭力追求史料的真实性 ， 会努力揭穿前朝历任皇帝在修史中为自己评功摆好、文过饰非的种种假象 ， 去接近历史真相 。 当然 ， 其中还有相反的一面 ， 即为了本朝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和统治需要 ， 他们也会用相反的手段去掩饰、篡改前朝中对他们不利的史实和真相 。 但无论如何 ， 总结探究前朝的成败得失这一努力 ， 不仅是推动中国皇权制度不断成熟和完善的重要推手 ， 而且还歪打正着地提高了中国史学的学术境界 ， 还原了大量史料的真实性和历史真相 ， 为历代王朝统治集团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教训 ， 而这些政治经验和历史教训在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认知上极具价值 ， 虽然还远远没有达到“知其所以然”的理性认知阶段 ， 但至少已经在“知其然”的知性门槛外徘徊了 。最后再来谈一谈为什么中国的传统史学没有达到真正理性的认知阶段 。 由于上文篇幅太长 ， 所以笔者对这个问题不打算展开来谈 ， 只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来“窥斑见豹” 。上文说过 ， 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知达到理性思维阶段的主要标志 ， 是已经能够创造出和人类社会本质和及其各种“元素”的本真状态非常接近的概念和范畴 。 当这些概念和范畴积累成由其内在逻辑环节串连起来的概念体系和范畴体系时 ， 则意味着近现代社会科学的出现 。 而史学无疑是人类社会科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支或领域 。 因此 ， 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明体或一个时代的史学有没有达到人类理性认知阶段 ， 就要看它们是否已经创造出这样的概念和范畴 。不妨以“政体”这个概念为例 。 实质上 ， 在古希腊的轴心文明时代 ， 政体这个非常接近人类政治生活组织构成的本真状态的概念 ， 就被当时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们创造出来了 。 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 ， 就明确提出了对“政体”这个概念的内涵界定和性质分类 。 亚里士多德说：“政体可以说是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 ， 由以确立最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 ， 也是订立城邦及其个体各分子所企求的目的 。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体就是每一个城邦最高治权的执行者 。 他认为政体就是城邦一切政治组织的依据 。 也就是说 ， 政体就是确立国家最高统治权力由谁掌握 ， 是一个城邦政治权力的分配制度 ， 政体产定了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 。 ”不仅如此 ， 亚里士多德还对不同性质的政体进行了分类 ， 并对它们作出价值判断：“具体说来有两个标准 ， 一个是是否照顾到公共利益 ， 另一个是人数的多少 。 亚里士多德安排好照第一个标准划分了政体的好坏 ， 他说到：‘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 ， 而那些只照顾到统治者们利益的政体就是错误的政休或变态的政体 。 ’根据这两个标准、两种性质进行交叉控制配额分配 ， 政体就被他划分为两类六种 ， 分别是正宗政体 ， 分别是正宗政体 ， 其中包括君主政体（一人） ， 贵族政体(少数人) ， 共和政体（多数人） ， 以及与这三种政体对应的变态政体 ， 其中包括僭主政体（一人） ， 寡头政体（少数人） ， 平民政体（多数人） 。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体由三个要素构成 ， 即议事、行政和审判三种机构 。 他认为这三个要素是一切政体构成的基础 。 亚里士多德强调指出 ， 议事机构拥有最高权力 ， 即制定法律、选任和审查执政人员、审查战争、结盟等大事 ， 都由议事机构作最后裁决；行政机构拥有诸如管理财赋或统率军队此类的职权 。 它由有一定任期的执政人员组成；审判机构指由公民陪审员组成的公听曲直的法庭 。 它审理违宪、民事和刑事等8类案件 。 亚里士多德认为 ， 三种变态的政体都是不良政体 ， 对任何社会都不适宜 。 至于三种正宗政体 ， 他主张要视社会实际情况来决定 。 他认为君主政体与贵族政体已经过时 ， 唯有他所认为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共和政体宜于实行……”（上面引文均摘自见网文《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和正义理论》 ， 作者不详）可见 ， 从亚里士多德政体论概念的内涵来看 ， 可以有如下证据证明古希腊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们对人类政治生活本质的认知 ， 已经跨越知性门槛 ， 进入到理性思维阶段 。 当然它离近现代社会科学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 我个人以为 ， 这些证据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第一 ， 从亚里士多德对希腊城邦各种政体的功能、组织结构和权力运行模式的鞭辟入里的分析来看 ， 他已经能够完全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同的性质、本质及发展规律区分开来 ， 这是理性思维进入人类自身社会认知领域所要走的第一步；第二 ， 面对人类的政治生活和国家的政治组织机制及统治集团掌握权力运行的各种性质和方式 ， 亚里士多德至少已经完成了作为认知主体的独立性和自由 ， 将人类政治生活的组织方式及其本质作为完全客观的、没有任何宗教、神喻、迷信色彩的认知对象进行探索和解读 ， 这是人类理性思维进入人类自身社会的认知进程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第三 ， “政体”这个概念和从其内涵中引申出来的诸多附加概念 ， 已经非常贴近人类政治生活内部组织结构及其性质的“本真状态” ， 尽管这些概念体系走向科学和完善还有很长时间的路要走 ， 然而它的认知本质显示 ， 这些政治概念已经当之无愧地为后来近现代社会科学尤其是其中的政治学科奠了基；第四 ， 亚里士多德对各类政体的是非好坏的价值判断极为重要 ， 它至少在两个层次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本质 ， 其一 ， 亚里士多德用政治权力服务于社会公共事业和服务于政治统治集团利益这把尺度来衡量各类政体的是非好坏 ， 实质上已经揭示了人类政治生活中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 ， 即权力的合法性应来源于对社会公共事业的服务 ， 也就是为国家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服务 ， 这就决定了统治集团掌握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必须得到绝大部分被统治被管理的人民的首肯 。 不仅如此 ， 这把价值尺度同时揭示了人类政治生活走向进步的本质和规律：人类政治生活越向前发展 ， 那么服务于社会公共事业的比例大于服务统治集团私利的政体 ， 就会取代服务统治集团私利的比例大于服务社会公共事业的政体 ， 直到服务于公共事业达到最大比例、服务于统治集团私利达到最小比例的政体出现；其二 ， 这个价值尺度为这样的科学史学观奠定了基础 ， 即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探索和认知 ， 应该建立在这样的支点上 ， 即任何人类社会制度都是变化着的 ， 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 史学中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探索、考证、解读人类社会制度变化的性质、本质、条件、环节、阶段和规律 。如此 ， 我们不妨将中国三代以降的知识群体对人类自身社会及其政治生活的观念和古希腊人作一个比较：第一 ， 在中国古代的哲学、政治学和历史领域 ， 没有“政体”这个概念 ， 也没有“政制”这个概念 。 因而没有政体是非好坏之说 ， 但有政制之争 。 比如争论最大的就是秦时的郡县制和西周的分封制之争 。 之所以没有政体之分之争 ， 就是因为中国知识群体在中国近代“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之前 ， 一直认为并坚持“君权天授” ， 因而无论是西周的分封制还是秦以后的中央集权制 ， 只要它们是君主制 ， 中国的士大夫们就认为这样的政权和政体是合法的 ， 天然正义的 ， 好的 ， 善的 。 而君权天授、将最高掌权者称为“天子”的观念 ， 是典型地将自然界和人类世界不同的性质、本质混为一谈的糊涂观念 ， 从这样的观念出发 ， 是无法抵达人类理性认知的彼岸的；第二 ， 在中国传统的史学著作 ， 充斥了各类神话传说和“天人感应”的荒诞叙述 。 比如某某皇帝出生时出现异常天象 ， 或其母梦见龙之类象征着皇帝“天子”的“圣物” ， 再比如将某些异常的天象或自然现象和人间的政治灾难或“人祸”生拉硬扯在一起 ， 或将天上的星辰和地上的某些大善或大恶的人物联系在一起等等 。 所有这些 ， 都证明中国传统的知识群体及其史学家们面对人类社会 ， 还没有形成独立的、自由的认识主体 ， 他们还没有把人类社会当成一个客观的、没有任何宗教迷信色彩的认知对象去进行探索和认知 ， 尤其他们自己还没有从“人被神祗主宰”的精神附庸地位中解脱出来 。 也就是说 ， 没有一个独立自由的认知主体 ， 又如何进入理性思维境界呢？第三 ， 在中国漫长的君主时代 ， 整个知识群体不仅形成了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来自于“天授或神授”的共识 ， 而且将政权运行中和政治生活中所有是非好坏的价值标准 ， 都刻在“君权天授”这把尺度上 。 也就是说 ， 社会正义、政治善恶、道德是非的根本前提 ， 是对君主皇帝是否“忠” ， 然后再说其他 。 所谓“忠君孝亲” ， 是中国传统史学家们共同恪守的价值标准 。 而这样的价值标准 ， 和亚里士多德将服务公共事业和服务统治集团利益之间的比例作为判断一个政权是非好坏的价值标准相比 ， 相差有多远呢？恐怕这是一个让人尴尬的距离吧？第四 ， 在中国传统史学家们的社会观和历史观中 ， 中国的君主制社会是“天道”在人间的呈现和安排 ， 因而是神圣的 ， 不可能变化的 。 而其中最理想的制度模式和社会模式 ， 是三代 ， 或者是西周 。 因此 ， 西周的礼仪制度在士大夫们眼中往往是人类终极正义的体现 ， 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 。 因而在他们的眼中 ， 社会的发展和前进应表现为向西周理想社会的回归 ， 是复古 ， 是走回头路 。 直到晚清以降 ， 列强用大炮轰开国门 ， 西方文明思想成果蜂拥而至 ， 一些士大夫们还醉眼蒙胧地梦想着“天朝上国 ， 万世一系” ， 一概否认除了中国的君主制尤其像西周这样的理想社会之外还有什么更先进更文明更公平更人性化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 。我个人以为 ， 用上述四条说明中国传统史学还没有达到人类理性认知阶段 ， 还在“知性门槛”外徘徊 ， 还没有形成刘教授所说的“历史理性” ， 其理由和证据已经足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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