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辽宁监狱为了感化日本战犯曾聘营养师给其配餐( 二 )

为战犯请了营养师配餐 , 保证他们的营养 。 在绝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吃粗粮的上世纪五十年代 , 特别为战犯准备细粮 。 我国方面认为 , 人是可以改造的 , 日本战犯教育好了也可以改造 。 所以 , 第一尊重他们人格 , 不准打不准骂;第二生活上照顾 , 高级将领吃小灶、中级将领吃中灶、其余的是大灶 。 战犯管理所根据他们的爱好 , 经常做一些日本饭菜给战犯吃 。 按照日本风俗习惯 , 每年春节 , 管理所和有关部门联系买些粘米 , 让战犯们自己动手做年糕吃 。 工作团专门还从中国医科大学请来十多位名医组成“战犯身体检查小组” , 给所有战犯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 。我们从温士英拍摄的对比照片中 , 可以看到战犯刚开始的落魄、绝望的形象与改造之后的平和、放松 , 完全判若两人 。 后来 , 在组建特别军事法庭的过程中 , 中国政府专门为每名日本战犯聘请了律师 。 中国政府在处理日本战犯问题上的人道主义信念 , 既有对“地缘政治”的考量 , 也扎根于对新中国未来的信心 。温士英镜头下的日本战犯 , 让今天的我们可以铭记与追索:武部六藏 , 历任关东军总长、日本企划院次长、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藤田茂 , 曾任日本陆军第12军第4骑兵旅团少将旅团长、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 , 曾任日本独立步兵第4旅团旅团长、第117师中将师团长;佐佐真之助 , 曾任日本陆军第13军少将参谋长、第39师团中将师团长;原弘志 , 曾任吉林铁道警护军旅长、铁道警护军少将参谋长;斋藤美夫 , 曾任满洲国中央特务委员会委员、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警务部长……历史沧桑第二次拜访温老的时候 , 我们带去了网上下载的日本战犯沈阳审判照片 。 温老说他当时在法庭的二楼 , 一楼有新华社采访人员拍摄 。 因为年代久远 , 所以他只能从拍摄角度猜测照片也许是自己所为 , 但是对于新华社采访人员等别的人拍摄的照片 , 他却异常肯定 。 不掠人之美 , 不夺人之功 , 让身处历史记忆中的温士英更显从容与淡定 , 让来访者心灵常常为之震动 。在战犯管理所的舞台上为每一个战犯拍一张人头像 , 然后为每一个证据留下照片资料 , 随战犯一起参观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时拍摄下战犯的专注 , 这些 , 于他而言 , “那是我的工作 , 是一项必须认认真真完成的工作 。 ”那个年代的职业摄影师稀缺 , 摄影技术和暗房技术复杂 , 工作量繁重 , 但是他都轻描淡写 , 一带而过 。这批侵华日本战争罪犯当中 , 有前侵华日军官兵 , 有在伪满洲国任职的高级行政官吏 , 有警察、宪兵、特务系统的骨干分子 , 有担任伪满洲国法院、检察机关的法官和检察官……这批战犯侵华时间之长、人员之多、涉及地区之广 , 以及由于时过境迁 , 讯问和调查取证工作之难 , 都是办理其他案件所不能比拟的 。工作团先后派出50多人前往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等12个省市区进行调查取证 , 收集到控诉书、证词、鉴定书、照片以及日伪档案书报等材料1.8万余件 , 为战犯的主要被控罪行提供了扎实的证据 。1956年6月9日 , 特别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理日本陆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在内的8名来自日本军队的战犯 。我们从温士英的照片中看到 , 法庭东墙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 台上是审判长、审判员席 , 台下区域是正方形 , 前面是书记长席 , 北侧是公诉员席 , 对面南侧是律师席 , 审判长正对面一侧是被告人席 , 旁边是翻译员席 , 南侧是证人席 。 审判区域外 , 后面是旁听席 , 有100多个座位 。 如今 , 位于沈阳市皇姑区的中国(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旧址陈列馆的审判大厅 , 几乎原样复制了当时的场景 。在证人指证环节 , 藤田茂的部队被指控于1936年2月26日包围山西省武义段 , 对当地村民用军刀砍、刺刀刺 , 刺死后扔到井里 。 一位名叫张葡萄的妇女指控藤田茂将她的婆婆用刺刀从背后刺死后 , 又从她怀里夺去年仅4岁的女儿砍死扔到井里 。 那一次 , 她的全家在这次屠杀中被日本人杀光 。 她自己也被带到井边踢进井里 , 因此逃过一劫……历史就像一座大山般沉重 , 令人窒息 。 我们从历史的细节中重现的一幅幅画面 , 那一刻就定格在温士英老人的影像世界中 。 在低矮旧楼的六十平米居室中 , 后细瓦胡同的阳光似乎带有古都特别的韵味 。 历史总是沧桑 , 唯有真实的记忆永远鲜活 。1956年7月 , 东北工作团结束了自己的使命 , 各自返回原工作单位 , 温士英奉调入最高人民检察院 。 此后 , 除了检察机关被“砸烂”的时期 , 他一直在最高检工作 , 直到1990年退休 。 那些定格历史的照片和底片 , 当年他已经悉数上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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