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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为什么主张卖掉新疆、西藏、东北、蒙古？

1894年末 ， 在写给其师欧阳中鹄的信中 ， 谭嗣同提出这样的主张：“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 ， 尽卖西藏于英吉利 ， 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 。 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 ， 我之力终不能守 ， 徒为我之累赘 ， 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 ， 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 ， 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 。 ……费如不足 ， 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 ， 统计所卖之地之值 ， 当近十万万 。 盖新疆一省之地已不下二万万方里 ， 以至贱之价 ， 每方里亦当卖银五两 ， 是新疆已应得十万万 ， 而吾情愿少得价者 ， 以为十年保护之资也 。 ”大概意思就是把新疆卖给俄罗斯 ， 西藏卖给英吉利 ， 要是还嫌钱不够的话 ， 满洲（现在的东三省）、蒙古（包括现在说的内外蒙古）也可以卖掉 。在谭嗣同看来 ， 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属于苦寒之地 ， 人烟稀少 ， 环境恶劣 ， 中央王朝在这些地区不但没有任何收获 ， 反而花费巨额资金驻守 ， “毫无利于中国” ， 因此他认为还不如卖给列强 ， 得到钱后用于变法 。在大家印象里 ， 能说出这话的 ， 不是李鸿章 ， 就是汪精卫 ， 无论谁说的 ， 铁定的“大汉奸”、“卖国贼” ， 从一般人心中的大英雄、革命者 ， “戊戌六君子” ， 为变法而死的谭嗣同嘴里说出 ， 当真令人大跌眼镜 。其实 ， 当时持这种想法的人也不在少数 。 据夏孙桐《书孙文正公事》 ， 戊戌变法期间 ， 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问康有为：“如君策 ， 万端并起 ， 无一不需经费 ， 国家时力只有此数 ， 何以应之？”康有为答：“无虑 ， 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 ， 朝廷果肯弃此荒远地 ， 可得善价供新政用 ， 不难也 。 ”与谭嗣同的口径如出一辙 ， 不愧同志 。 还是戊戌年 ， 为张之洞效力的钱恂在北京狂言：“中国决必分裂 ， 如江浙吴楚得为日本所割 ， 为日本臣妾 ， 此大幸也 。 ”为什么谭、康、钱这些领一时风骚 ， 以爱国图强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会有这么大逆不道的想法？在笔者看来 ， 应该有以下两方面因素：一是因为传统观念束缚 。 当时很多人 ， 特别是汉人知识分子 ， 认为传统中国就是“南七北六十三行省” ， 400多万平方公里 ， 也就是去掉现在的新疆 ， 西藏 ， 东北和蒙古之外的土地 ， 这和谭嗣同的话一模一样 。 就连孙中山建立初步建立民国也是以此为口号 。再一个是迫于当时的局势 。 有人就认为 ， 当时的中国 ， 就好像一个病人 ， 已经病入膏肓 ， 得了各种绝症 ， 要想全都治好不可能 ， 只能截肢 ， 把胳膊大腿扔掉 ， 只保留躯干、大脑 。 因此 ， 当时的问题 ， 不是中国该怎么保全 ， 而是具体到国内的哪块土地该怎么保全 。不能否认 ， 谭嗣同、钱恂都是血性男儿 ， 爱国之心拳拳、谋国之忠耿耿 ， 因此 ， 人们有必要对他们这样说的背后进行一番审视 。谭嗣同等不是基层上来的官员 ， 而是长期困于书斋 ， 长于图纸作业 ， 不通实务 ， 激情有余 ， 理性不足 ， 十足的宅男 ， 根本不知道外边世界是什么样子 ， 也不知道国家大事如何操盘 。这就引出了那句老话：“自古愤青多误国！”“愤青”一词 ， 就其来源本自西方 ， 它的产生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 伴随着欧美左翼思潮的兴起 ， 西方媒体渐渐开始用“愤青”这个词来指谓那些主张颠覆传统社会价值的叛逆青年 。 在美国的代表便是60年代的嬉皮士 。改革开放后 ， 中国经济迅速发展 ， 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 与此同时 ， 在国际上 ， 中国却不断遭遇制裁与“遏制” 。 外部环境的变迁 ， 刺激了民族主义在90年代的初潮 。 标志性事件便是1995年的“中国青年看世界”调查和随后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全国风行 。 在这些强刺激下,中国的民族主义迅速崛起 。 而此时 ， 愤青概念也开始异化 ， 逐渐与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联系在一起 ， 以反日反美为主的排外式愤青被冠以民族主义愤青之名 ， 渐渐成了“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代名词 。人们惊讶地发现 ， 不经意间 ， 民族主义愤青已如雨后春笋般占据了互联网里大大小小的山头 。 而随着中国大陆的互联网迅速发展 ， 人群的扩大 ， 这一部分具有极端思维的人更容易吸引媒体和民众的目光 ， 而其队伍逐渐壮大 ， 思想日益复杂 ， 并且有网络虚拟个体与现实实在个体关联的扩大化趋势 。 现在的愤青 ， 已经不局限于网络之中 ， 更多的人走向街头 ， 表现自己的主张和情绪 。“愤青”并不是现在独有的产物 ， 中国从古至今 ， 一直有类似“愤青”这样的群体存在 ， 这就是所谓的“清流” 。有明确说辞的“清流”是在东汉末年 。 当时政治黑暗 ， 宦官、外戚交替保持朝政 ， 垄断仕途 。 这时的选举、征辟 ， 都要按照他们的爱憎行事 ， 这就严重地侵夺了士人的上进之路 。 这一时期 ， 太学生已发展到三万余人 ， 各郡县的儒生也很多 ， 他们上进无门 ， 就与官僚士大夫结合 ， 在朝野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士大夫反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 。 他们“激扬名声 ， 互相题拂； 品覈公卿 ， 裁量执政 。 ”这就是所谓的“清议” ， 在当时的社会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 。太学生此举引发了著名的党锢事件 。自此以后 ， “清流” 就成为封建朝堂上一个政治派别的名称 ， 主要由国子监、翰林院、御史台、给事中等官员构成 。 他们评议时政 ， 上疏言事 ， 弹劾大臣 ， 指斥宦官 ， 对外反对列强蚕食 ， 对内主张整饬纪纲 ， 对朝政有很大的影响力 。从“清流”的构成成分就可以看出 ， 这些人基本都是文人 ， 言官 ， 不太负责具体事物 。 因此 ， 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方法 ， 和那些督抚、尚书等事务官员有不小的区别 。 “清流”们以圣人子弟自居 ， 以卫道正风为己任 ， 讲究气节、风骨 ， 强调华裔之别 。 这本是一件好事 ， 但持坳过甚 ， 眼高手低 ， 则难免于事无补 ， 最终反而走到危害国家 ， 或者说是祸国殃民的道路上来 ， 特别是在异族入侵 ， 亡国灭种危机之秋 。这一弊端在戊戌变法中也有充分体现 ， 变法之士固然有理想、有热情、有视野 ， 却没有操作能力 ， 缺乏组织团队 ， 经常异想天开 ， 结果必然是壮烈的失败 。这对中国福是祸？设想一下 ， 如果戊戌变法成功 ， 康有为、谭嗣同他们上台执政 ， 手执权柄 ， 会不会真的把新疆、西藏卖掉？也许该为谭嗣同他们庆幸一下了 ， 如果他们真的参与实际操作 ， 将被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当然 ， 更应该为中国庆幸 。真的 ， 爱国不是喊口号 ， 不是一时冲动 ， 不是心血来潮 ， 而是要踏踏实实 ， 脚踏实地 ， 从复杂多变的局势中为国家寻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道理 。公众号：夜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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