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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经济学|流动性经济学｜双循环的一般均衡分析与轮廓( 二 )


流动性经济学|流动性经济学｜双循环的一般均衡分析与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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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中美的双循环格局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 CEIC ， 东方证券绘制
从中美双边贸易来看 ， 2009年以来 ，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的占比一直维持在50%以上（图3） 。 实际上 ， 由于中国处于价值链的中下游 ， 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并不等于中国从美国赚得收入（增加值） ， 在中国对美国出现顺差的同时 ， 中国对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出现了逆差 。 而且 ， 任何美国扭转失衡的政策 ， 都有可能被对冲 ， 既可能是美国其他政策 ， 也可能是其他国家的政策 。 比如 ， 当前的美元贬值和刺激内需的政策就会部分对冲 ， 即使美国国内政策的净效应有助于收窄国际收支赤字 ， 它也并不一定会出现 ， 还需要对美盈余国家的协同 。 流动性经济学|流动性经济学｜双循环的一般均衡分析与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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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中美外部失衡的镜像关系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 CEIC ， 东方证券绘制
从一般均衡和内外均衡的联动性上来说 ， 只要美国不改变国民储蓄、投资和消费的结构性失衡状况 ， 其国际收支逆差状况也不会改变 ， 就像上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之后的故事一样 ， 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在美元汇率贬值和日元升值后确实有所收窄 ， 但90年代初开始又继续扩大 ， 只是将对日本的贸易逆差逐渐转移到了中国 ， 日本也并未因此而转向顺差 ， 只是将对美国的顺差逐步转移到了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 。 中美之间的均衡发展需要的是合作 。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投资、储蓄和消费的关系是考察双循环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图4） 。 1978年至2000年 ， 最终消费率水平波动 ， 1978年为61.9% ， 2000年为63.9% ， 低点出现在1993年（58.5%） 。 与之相对应 ， 储蓄率和投资率也呈水平波动态势 ， 而且走势一致 。 储蓄率的波动性略低 ， 均值37.2% 。 储蓄率并未持续地高于或低于投资率 ， 所以经常账户也并未出现连续的顺差或逆差 。 所以 ， 2000年以前并未出现消费需求不足和滑坡的现象 。
流动性经济学|流动性经济学｜双循环的一般均衡分析与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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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产出的分解：消费、储蓄和投资 数据来源：国民收入账户 ， 东方证券
2001中国加入WTO后 ， 消费滑坡、投资加速和经常账户盈余同步扩大 ， 至2008年出现拐点 。 消费率的低点和投资率（资本形成率）的高点都出现在2010年 ， 前者为49.3%（2008年为50%） ， 后者为47% 。 至2019年底 ， 消费率已经上升到55.4% ， 投资率下降到43% ， 储蓄率下降到44.6% 。 内需的结构性扭曲和失衡在2008年达到了临界点 。
消费不足的直接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速较慢和贫富分化的加剧 ， 与之相关的解释包括：
第一 ， 劳动力市场结构 。 2004年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前 ， 农村劳动力都是过剩的 ， 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 。 在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中 ， 工资涨幅低于GDP增速和劳动生产率增速 ， 导致劳动报酬份额不断下行 。
第二 ， 虽然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广和1985年强制征购农产品计划的废除 ， 使得农民获得一定的经济自主权 ， 但仍存在大量制度性壁垒 ， 加剧了城乡分化 ， 直到1992年 ， 国家补贴城市居民消费的政策才逐步取消 ， 始于1958年的户籍制度仍然限制了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城乡劳动力报酬的收敛；
第三 ， 金融抑制的本质是将工业化和出口的成本转移给了居民部门；比如 ， 在强制结售汇制度的安排下 ， 央行和金融部门承担了对冲外汇的成本 ， 但又以高存贷款的利差的形式转移给了居民部门 ， 使得存款并没有获得与资本稀缺性相对应的收益 。
第四 ， 所有形式的贸易干预措施都有财富转移效应 ， 所有鼓励出口、增加进口成本的政策都相当于加征消费税 ， 压抑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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