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紧日子”雪上加霜，打工子弟学校快要守不住的最后一站

蒋其音实在硬撑不下去， 6月初，她关闭开了四年多的小学。这是一家位于北京昌平区的打工子弟学校，以一学期5000元的低价学费，招收周边无法入读北京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
新冠暴发，开学一再延迟。没有学费支撑，上百万的校舍租金、教师工资等开销难以负担。不善经营的蒋其音在过去的几年里陆续投进了400多万，可学校一直亏本。生存前景不明朗让她不敢再“砸钱” 。
学校关门的消息发到家长群后，不少人希望校长再坚持一下。对这100多个家庭来说， 2020本就是经济压力颇大的一年，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学校，孩子只能返乡留守。这并不是当下才有的问题，每次外部环境骤变，相似的故事总在上演：学生返乡、学校关门。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目前仅存七八十所打工子弟学校。近几年，这些需要自负盈亏的民办学校大多勉强收支相抵，突然暴发的疫情打破了脆弱的平衡。多家学校在疫情期间关停，也有学校试图举债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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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打工子弟学校在近期关停，志愿者正在搬家。

【疫情下“紧日子”雪上加霜，打工子弟学校快要守不住的最后一站】"平时过的是紧日子，疫情一来更是雪上加霜"

希望是一点点被磨掉的。
按北京最初的规划， 2020年的寒假将在2月17日结束。大年初一，电视和网上对疫情的议论引起了蒋其音的注意，她有预感学校可能没法按时开学了。
半个多月后，预感应验。到了3月，学校还是不能复课；4月，北京全面开启网课，开学遥遥无期。蒋其音提前采购了防护服和消毒液，但网上有消息说6月复课，也有消息说9月都不一定能开学。
北京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约有两类。一类是学费在几十万不等的“国际学校” ，另一类是学费在数千元的“打工子弟学校” 。无论学费高低，民办学校几乎都没有政府财政支持，需要自负盈亏，学费成为校方的主要收入来源。
蒋其音办的就是一家打工子弟学校。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大多位于北京五环和六环周围的城中村。视办学规模，学校每年成本在数十万到上百万不等，主要为校舍租金和教师工资。但不能开学就没有收入。
昌平区另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兼举办人高山告诉南都，与高端学校不同，中低端的民办学校多为一学期一收费，这也就意味着，今年上半年学校收入几乎为零。
“打工子弟学校一般没有大量结余，平时过的是紧日子，疫情一来更是雪上加霜。 ”他说。
位于南五环外、北京大兴区的龙海学校也面临同样的困境。校长苏占英介绍， 2月中旬学校开网课时就遇到了资金周转困难。上网课不允许单独收学费，直到学期末，龙海学校象征性地收了800元的学杂费，这不到正常学费的1/3 。
学校实在拿不出钱，老师们的工资也只得减半发放，到手只有2000多。 “老师们都反映收入太低了，家庭困难。 ”苏占英说。
与此同时，一些疫情风险较低的省份在3、4月份相继开学。 “学校主要是外地的孩子，家长们看到老家都开学了，也着急，所以大部分转回老家去了。 ”蒋其音表示，学生流失也加大了学校的压力。
她在2003年非典之后来北京的教育机构当老师。和爱人攒了一些钱后，开了这家打工子弟学校，想好好培养流动儿童， “别因为父母在北京打拼耽误了孩子学习” 。但忙忙呼呼的几年过去学校一直未能盈利。
“一步一步的确实看不到希望了。 ”蒋其音告诉南都，对于打工子弟学校来说，生源就是学校的生命，几年的亏本经营也把“家里边所有的钱都搭进去了” 。她选择关校，在微信群里发了通知。 “反正学生也不多了，不耽误孩子，也别耽误老师找更好的工作。 ”
不久后，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暴发疫情。

被疫情反复打掉了心气

北京第二波疫情，给打工子弟学校再一记重击。
高山所在的学校已有近20年历史，他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疫情。当时的北京正在快速城市化，全国各地的打工者蜂拥而至，来的多也走的多，学校根本不愁生源。在高山眼中，非典没掀起大风大浪，像一段插曲很快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