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紧日子”雪上加霜，打工子弟学校快要守不住的最后一站( 三 )

微小的选择

无疑，这是打工子弟学校和学生们最需要外界支持的时候。
“2017年时，学校的运营已经有影响了，不过影响不大，这次影响太大了， ”苏占英说，学校的举办人已向她承诺，即使借钱、卖房也要把学校办下去。
在多位采访对象看来，这些城市边缘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在北京承担了关键的补充作用，也承担一部分义务教育的功能。当公办教育资源不足时，流动儿童们还有微小的一点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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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对外来人口入读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有着很严格的限制，即“非京籍儿童入学五证” ，后降为四证。魏佳羽告诉南都，多项要求中，最核心的是“连续缴纳社保”和“连续居住（租房完税证明）” 。这在无形中抬高了公办学校的入学门槛。
从账面数据看，随迁子女的公办学校入学率并不低。但据魏佳羽观察，有条件入读公办学校的儿童，父母多为非京籍白领、部分稳定就业蓝领、有自己店铺做小生意的打工者。而快递小哥、家政工、餐厅服务员、菜市场个体户等的孩子，大多只能入读打工子弟学校。
“越是条件好的家庭，越有能力进公办学校。现在就是最弱势的家庭首先选择自费的民办学校，或者回家留守。 ”魏佳羽说。随着学校关停，孩子们的选择越来越小。
何兴言最近在愁孩子上学的事。 8月6号，她上班时收到学校即将关停疏解的微信。她本想让孩子在身边上完小学，但这次有可能不行了。
回老家还是在北京？她担心孩子被老人宠坏，也担心长辈过度操劳。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孩子此前学费是5500元，而居住地周边其他学校的学费是8800元，一下增长了60% ， “太贵了，不考虑” 。
何兴言从事汽车坐垫脚垫销售，疫情期间关了两个月门，复工后又没有客户。 5月份生意稍微有了点起色，6月疫情复燃后“又不好了” 。
关停疏解的消息发出后，班级微信群里有家长说要孩子回老家读书，但何兴言不想让孩子太早成为留守儿童。 “找个合适的学校真是让人头疼，目前还没有定下来在哪里上学，实在不行就只能送回老家读了。 ”
但在苏占英的经验中，每年都会有几十个孩子因为不适应家乡的学校又回到北京。 “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北京的节奏，眼界开阔了。他们也会说老家的老师教的不好，听不懂。 ”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教授朱斌认为，城市地区更好的资源、教育理念和家校互动为流动儿童的教育发展提供了帮助，形成“流动的红利” 。在新公民计划的调查中，部分返乡儿童因缺少家庭关怀，常面临校园欺凌、成绩下滑等问题。

“守最后一站”

虽然自负盈亏，多名受访校长对学校发展也有自己的规划。 “办学者都想把自己的学校越办越好。 ”高山说。疫情之后，他又借了130万元，一部分给老师发工资，另一部分则准备给教学楼装修，提高校园环境。
苏占英原计划要在今年抓孩子们的阅读，她希望图书室藏书更丰富，也每天都能开放。在她看来，语文可能是孩子们中高考时拉分的关键科目，应当在小学就打好基础。她也计划增加孩子们的特长培训，比如美术、书法，做一个好点的音乐教室。
“结果因为疫情全部泡汤，还挺难过的， ”但她还是决定挤出一部分经费抓阅读， “其他的先放一放，先把图书馆做起来。 ”
与挣扎求生的打工子弟学校相比，北京的教育投入堪称“奢华” 。
2018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显示，北京普通小学阶段“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达到34056.72元，这是河南省的5倍、全国平均的3倍。初中阶段更为夸张，北京达到64382.26元，是第二名上海的1.4倍、河南省的6倍、全国平均的3.9倍。
谈及外界支持时，苏占英希望能为老师们配一些笔记本电脑。学校60多名老师，只有10多人有自己的个人电脑，疫情期间长期盯着手机上网课、判作业，不少老师的视力都下降了。
在政策方面，她希望能给民办学校的老师增加点工资补贴，如果可能的话，帮老师们解决退休金的难题。他们大多为流动儿童服务了半辈子，但由于历史原因，近几年才开始交社保，退休前难触最低缴费年限。这意味着，他们退休后很难有收入。
高山则希望对打工子弟学校、对学生们、对家长们更宽容一点。多一点支持和关心， “不要让举办者最后丧失了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