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紧日子”雪上加霜，打工子弟学校快要守不住的最后一站( 二 )

新冠疫情刚开始的时候，高山也觉得很快就会过去。按北京市政府的安排， 6月1日小学六年级复课， 6月8日小学四、五年级复课， 6月15日小学一至三年级复课。在此之前，高山已开始为复课做准备。
据高山介绍，教委为了保证学生复课后的安全，出台了“49条”开学要求，有专门的联络员驻校协助整改。他带着二十多名老师“奋斗了十几天，才把事情办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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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海学校在给教室消毒。采访对象供图
“教委的检查特别严格。 ”苏占英和老师们给所有班级消毒，把桌腿桌椅都擦干净， “墙角上一点死角都没有” 。她们也做了开学心理辅导、进校体温测量、小班教学、错峰上下学等准备。
然而， 6月10日， “西城大爷”因发烧就诊，随后确诊新冠。此后两天北京连续通报患者，流调结果均指向新发地市场，疫情复燃。
6月12日，北京叫停了小学一至三年级的复课。 6月16日晚，刚刚下调10天的北京应急响应级别重回二级，各年级恢复了线上教学。
不断上涨的确诊患者数字把高山和家长们也都拉回了现实。这个时候高山开始担心秋季学期的开学进展。 “如果再开不了学，不止我们这些学校，包括高端民办学校日子也不好过。 ”
疫情下，扛着资金压力的这种等待让很多校长心理“没谱儿” 。一名在近期放弃办学的校长告诉长期关注打工子弟学校及教师生存状况的曹老师， “这个东西太累人了，太费劲了。 ”
苏占英也表示，如果当时能复课，起码能收一半学费，压力会小很多。 “这样一来收入都断了，租金要交，老师工资不能不发，这两大开支就没法应付。 ”高山多次向南都采访人员强调。

以前校舍越搬越大，现在学校越搬越远

但在公益组织“新公民计划”执行长魏佳羽看来，随着近几年北京政策的调整，打工子弟学校的市场空间越来越小。该机构成立于2007年，专注于支持流动儿童发展。
在魏佳羽看来，不少学校本就可能在未来几年逐渐关停，疫情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 “疫情可能让大家重新审视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
据介绍，北京尚存的七八十所打工子弟学校大多都是过去一轮轮淘汰中的“幸存者” 。
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兴衰与城市化进程高度相关。 90年代前后，高速发展的北京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打工者。随后十年中修筑的四环和五环路，逐渐框出这座城市的边界。
打工者来到北京后，孩子上学成了一大问题。高山回忆，当时北京尚未出台入学限制，对非京籍儿童，公立学校普遍要收取3万元左右的赞助费，很少有人能负担的起。
一个常见的解决方案是，十几到二十几名同乡凑在一起租个院子，准备好桌椅板凳和黑板，请一名老师专职给孩子们上课。 “就像私塾那样。 ”高山形容。生意成功的包工头们逐渐开始举办、赞助学校，打工子弟学校进入快速发展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2000年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当时学校年均增长率达到155% 。至鼎盛时期，不同统计资料显示，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数量达到350-500所。
“市场逻辑”暂时满足了孩子们的基础教育需求， 2003-2005年，这些学校一度迎来“政策春天” 。当时，多个区县的较大规模打工子弟学校都拿到了“办学许可证” ，完成了合法身份的转变。此后，政策空间收紧，进入整顿期。
高山回忆建校经历，早年间学校每次搬迁都是为了换更大校舍、提高办学条件，后来的搬迁更多是伴随城市发展需要。随着村庄的拆迁，学校也一路向北，离市中心越来越远。 2011年，学校搬到现址时，周围尚有10多所学校，现在仅剩2所。
同一时间，北京开始调整人口政策，打工者的生活成本也随经济发展而增加。有人举家返乡，也有人送孩子回家“留守” 。
魏佳羽统计，从2014年开始，打工子弟学校平均每学期流失5%~10%的学生。到2017年后，北京进一步强调“首都功能” ，加大人口疏解力度，打工子弟学校的市场空间日渐狭窄：高山学校的学生数从900人减少到600人再到400人。龙海学校从2600人一路减少到1000多人，规模不足原来一半。
而今，新冠疫情成为困难时期的当头一棒。魏佳羽预估，受新冠疫情影响，至少有20%-30%流动儿童返乡。龙海学校7月的学期末追访显示，该校或将再有200多名孩子返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