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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集中大顺军主力有与满清一战的实力吗？( 二 )

李自成集中大顺军主力有与满清一战的实力吗？
八旗大同之战伤亡结果伤亡尚在其次 ， 旷日持久又进展缓慢的围城血战对清军的士气也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 以下是山西之战后清廷内部对失罪人员的处理结果：牛录章京朱亘生被敌夺门 ， 章京席巴礼、朱查哈、博洛兑、德尔德、当敌兵填壕、坏城堞而出 ， 不即迎击 ， 又擅离汛地 ， 俱拨斩；甲喇章京阿喇密、署护军统领 ， 遇敌出不进击 ， 拟革职 ， 籍其家；牛录章京叟塞不迎敌进击 ， 拟革职 ， 鞭一百；章京阿布达礼、罗习藉口救援 ， 潜避僻处 ， 拟革章京 ， 各鞭一百；章京博尔和兑、牛录章京勒弼 ， 不前进救 ， 援诈言往救 ， 拟革博尔和兑职 ， 解勒弼牛录章京任 ， 各折赎；署护军统领格尔特本旗汛地被陷、不先驱救援 ， 及后往救又诈言褚库未曾先往 ， 反谓身败敌兵 ， 拟鞭一百 ， 折赎 。可见大量参领、佐领一级的中级军官已经出现了畏战不前、望风而逃、转进如风、嘴炮救援等一系列问题 ， 为了整肃军纪 ， 满清高层不得不处理了几个极为恶劣的对象来维持武德不坠 。 此外 ， 大同孤城被围困将近一年依然没有被当时装备大量火炮的清军攻下 ， 最后还是内部生变才被攻克 ， 证明虽然火炮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明末清初的战场形态 ， 但更多的只是对守军心理上的巨大冲击 ， 并未达到如某些人所说火炮到位就能快速破城的效果上 ， 事实上之前之后的不少战例都证明面对意志坚定的守军 ， 火炮并不能在攻城战中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 1649年山西起义的过程说明了以下几个事实：1、如果广大民众能够被充分动员和组织起来 ， 即使军事素养有限 ， 也能在守城战中发挥巨大作用 ， 这一点在之前的江阴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2、山西地区在中国北方地缘中具有具足轻重的地位 ， 尤其以大同为核心的晋北更是兵家必争之地 ， 如果经略得当足以抵抗敌军很久；3、即使入关前几年军心、士气、纪律全在顶点的八旗军队 ， 他们也会动摇、会恐惧、会逃跑 。而反观历史上甲申年大顺撤退到山西后的行动 ， 由于之前没有大规模整顿山西降军 ， 带来了一系列恶果 。 姜镶凭借200人突袭张天琳固然有偶然因素 ， 但他仅凭200人就控制了大同的局势足以证明原明军队的组织体系和从属关系并未被打乱 ， 随后唐通叛乱又导致陕北防线又出现了危机 。 不仅如此 ， 顺军一味着眼于退回陕西修整 ， 在太原并未留下亲信和嫡系军队坐镇全局 ， 陈永福手上可能只有1万人 ， 实在是独木难支 。 根据清军将领叶臣的奏报 ， 清军围攻太原用火炮破城后 ， 周边五州就纷纷投降（固山额真叶臣等自军中奏报臣等出固关进平三晋所至迎降有伪伯陈有福窃据太原我军以红衣炮攻击之克其城安抚居民五州二十县皆降下部知之） 。 结果就是由于既没有一支精锐军队坐镇 ， 缺乏统治根基不能充分组织和发动民众 ， 根据地陕西也未派出足够援军的山西被清军轻易攻取 ， 使得之后的战略形式极端不利于顺军 ， 我认为这也是明明总体实力处于弱势的顺军却被迫在潼关主动发起进攻力图改变局势的根本原因 。因此如果大顺甲申年攻取山西后 ， 不是立刻向京城前进 ， 而是留下来整顿明军降军 ， 同时委派忠于大顺的官吏设置起稳定的统治机构 ， 将山西经营成一个稳定的前线基地 ， 凭借山西对华北平原的天然优势据险而守（满清不可能放任大顺在山西建立起对华北的地缘优势） ， 通过守城逐步消耗清军的士气和兵力 ， 同时派遣大将从汉中下四川将川、襄、陕统治区联成一片 ， 建立传统中国西部对东部的地缘优势 ， 等清军师老兵疲后 ， 主力再伺机发起反攻 ， 胜算无疑比在山海关孤注一掷要强得多 。 就历史发展来看 ， 满洲本身核心人口的稀少和浓厚的异族色彩 ， 决定了洪太遗留下来的那支百战强军必然是昙花一现 ， 因此顺军与清廷的较量利在持久不在速战！不仅如此 ， 就多尔衮的个人性格以及八旗贵族的整体利益需求来看 ， 清廷发布剃发令是迟早的事 ， 时间拖得越久 ， 在政治和民心上对顺军就越有利 。 反之 ， 倘若贸然与清军决战 ， 正如历史的发展一样 ， 一旦失败在政治和军心上的影响对当时的大顺来说我认为是不可接受的 。归根结底 ， 大顺的错误还是在于对自己集团的发展情况判断失误 ， 甲申年虽然距大顺襄阳建政已有两年 ， 但是依然处于转型阶段 ， 战略重心还是应该放在稳固自身的统治机构以及扩大己方地盘在地缘上的优势为主 。 历史上大顺在攻取山西后没有审时夺势而是急于夺取天下其实和当年要“组建百万红军攻打大城市”一样 ， 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左倾冒进” 。 一个常被人忽视的点在于 ， 直到甲申前一年 ， 李自成火并罗汝才后 ， 才建立起了在明末义军中的绝对统治地位 ， 因此甲申年面对手下各群体的利益诉求 ， 很难说永昌天子有绝对的控制力 ， 这背后可能就是甲申年大顺战略盲动的深层原因 。 而强力收编罗汝才过程中出现的罗部叛逃行为 ， 可能也导致了李自成之后面对投降明军过于“宽仁” 。不过话又说回来 ， 笔者作为已经知晓了历史发展的后人 ， 提出的批评未免有过苛之嫌 。 需要注意的是 ， 明末和汉末、唐末的局势有很大的不同 ， 虽然在万历以后明朝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退 ， 但和汉唐晚期种种事件导致中央权威旁落地方势力逐步离心最后国家走向解体的过程不同 ， 明末局势的崩溃反而更接近秦、隋那种国家机器透支后的突然崩溃 ， 即所谓“土崩”和“瓦解”的区别 。 靠着“十面六隅”这种极度透支民心和政府信用的行为 ， 明中央政府居然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有一支相对来讲十分强悍的治安军 ， 请注意 ， 是中央政府拥有一支强悍的治安军 ， 这和汉唐乃至元清末期主要依靠团练或者地方贵族武装镇压起义有显著不同 。 明末义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很难在地方建立稳固的根据地 ， 这和中央虚弱、军阀纷争下能悠哉种田的朱元璋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而再出商洛山后义军的发展又过于顺风顺水 ， 连续消灭明军重兵集团 ， 此时产生“天命在我 ， 速取天下”的判断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 毕竟从时间上讲大规模起义已经持续了差不多二十年 ， 此时如果告诉大顺领导层你们才刚刚踏出万里长征第二步 ， 恐怕没几个人愿意接受这个结论 。 即使采用我们这些事后诸葛亮的意见 ， 也未必能保证局势一定按预见的发展 ， 比如满清也可能采取置山西顺军于不顾 ， 倾全力打垮明南都残余政府 ， 再利用江南财力和大顺决战的策略（但我觉得即使如此局势也比历史上强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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