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丹|从“回生仙丹”到现代医学：中国军医“变形记”( 二 )
近代军事卫勤体系崛起
17世纪是欧洲民族国家崛起的时代，战争的频繁爆发致使各国对军事卫勤的需求越来越强，因为这方面的进步能减少军营传染病，降低士兵死亡率。
欧洲各国皆在军事卫勤方面做了些尝试，走在前列的是瑞士，最早建立初级的军事医疗保障体系。瑞士每个炮兵连和步兵连配备理发师和外科医生各一名，比如精锐部队苏黎世团的军医是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外科医生，医生人手一份创伤护理手册，每人都有一套战地卫生设备。普鲁士军队中每个团以及每个骑兵连有一名理发师，军中也有创伤外科医生，但这些医疗人员的素质非常低劣。实际上在整个17世纪，大多数欧洲国家士兵所获得的军事医疗保障，可能好于东方的明清两朝，但并不比之前两百年进步多少。
文艺复兴同时推动了科学革命的产生，欧洲医学研究开始着力于建立解释疾病和医学现象的完整理论体系，这是初期经验主义的成果。之前牛顿式归纳法的广泛应用，为理解和解释现实提供了强劲的科学动力。越来越多的医学人员开始采用牛顿研究物理学、霍布斯研究政治学那样的“方法论”去钻研医学问题。
对士兵提供军事医疗保障，在18世纪已成为欧洲国家政府的基本职能，并由国家提供人财物力支持。各国开始对新兵做常规体检，发放卫生用品。军队不仅有了战地医疗设备，配备的战时专业医疗人员比例也远远超过了前代。英国每1.8万军人配备173名医疗人员，其中有军医、职员、团外科医生、要塞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及其助手。
第一所军事医学院也在这个世纪诞生，第一批由专业军医撰写的军队外科和内科著作，以及由他们创办的军事医学期刊，也都在这个世纪问世。18世纪最著名的军医学院是法国巴黎皇家外科学院，德意志地区的萨克森、普鲁士和奥地利纷纷以它为楷模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医学院校。大批富有创新精神的医生、优秀的著作，通过新式军事医学教育体系涌现出来，英法两国这方面的成就最为卓著。
英国战地外科医生约翰·普林格，发表了那个世纪最卓越的军事外科著作《军队疾病观察》，首先提出“军事卫生学”的原则。比如普林格发现，在简陋但通风良好的团医院中，士兵的感染率比后方大医院低。普林格还鉴定了“医院热”和“监狱热”两种疾病，提出抗菌观念。他提出的术语“流行性感冒”后世变成了人所皆知的词汇。
现代医学在西方的发展，最先从外科技术方面寻到重要突破口，而外科技术进步常常受益于军事医学发展。苏格兰的约翰·亨特原本是一名解剖学家，后来从事外科医生工作。英法七年战争中，他在军中服役获得了宝贵的野战外科经验。1774年，亨特发表著作《血液、炎症和枪伤的论述》，颠覆了过往对枪伤治疗的很多传统方法，他的书被视为世界战伤外科方面的里程碑著作。
【 仙丹|从“回生仙丹”到现代医学：中国军医“变形记”】法国解剖学家和外科医生皮埃尔·约瑟夫·达索，提出不要像过去那样常规扩大创口，主张切除创口中的坏死组织，去除感染源，他发明的“清创术”被应用于战场上受伤的士兵。头部枪弹伤由于蓄积在硬膜下腔的血化为脓，有极高的感染风险，英国军事外科医生珀西瓦尔·波特发明“颅骨引流术”清除积血，这是头颅手术史上的一个巨大贡献。
但早期医院和医生的卫生状况恶劣，士兵接受治疗时常因伤口感染而死亡，死亡率高于战场。18世纪中期开始，人们还不太了解微生物引发感染的原理，但一些外科医生开始发现洁净和感染之间的关联。法国外科医生克劳德·波图将清洁当作治疗时的硬性指标，他做的120例膀胱取石手术，只有3人因感染死亡。
直到1920年代之前，各国军事活动中士兵的死亡约有90%由疾病而非战斗导致。有时一旦暴发传染病，整支部队立马丧失一半多的战斗成员，陷于停摆状态。例如1775年美军北方军1万人的部队暴发天花，结果5500多人住院，司令部被迫宣布停战5周。
1796年，英国医生詹纳才成功发明牛痘接种术，不过在此之前英国已经流行人痘接种术，虽效果远不如牛痘术理想，但也能大幅度降低病死率。1775年，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听说北方军因流行天花而溃败，向大陆会议提出申请，要求对服役的新兵接种人痘疫苗，并获得批准。虽然这个计划的实施似乎不太成功，美军却因此成为世界首支大规模接种疫苗的部队，也算开创历史之先河。
军事医疗方面取得的“人道主义”观念进步更值得一提，17世纪“不屠杀或监禁伤员”的理念在18世纪得到强化。1743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著名的“德廷根战役”结束时，参战的几方签署协议明确，认定为军队从事医疗服务的人员为非战斗人员，不可作为战俘；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快将医疗人员安全送回其军队中。几方还同意每一方应该像照顾己方伤兵一样照顾敌军的伤兵，并在其痊愈后将之送回。
真正的现代军事医疗体系建立要等到20世纪。18世纪欧洲军事医疗水平用现代眼光看，无疑仍然十分粗陋，但当时处于现代医学诞生的前夜，欧洲强国军队受益于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已经向建立制度化的军事医疗体系大踏步前进了。
北洋医学堂的诞生
鸦片战争之后，大清朝在军事医学方面有了“开洋荤”的机会。
1835年，美国公理会派传教士医生彼得·柏克到广州新豆栏创立了一家眼科医局，可容纳200人候诊，免费为穷人治疗眼疾，眼科手术独树一帜，使其门庭若市。鸦片战争的爆发令医局一度停业，1842年1月恢复营业，这时已不限于眼科，而是扩建成一家综合性医院。这就是“博济医院”，中国第一家现代医院，现今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前身。1866年，博济医院又创办了一所学校，名为博济医学堂，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医学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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