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逃归案人员讲述逃亡故事：听到警笛吓得筷子掉地
外逃归案人员讲述逃亡期间颠沛流离故事
有人听到警笛 吓得筷子掉地
铺开追逃作战图,全省追逃追赃战果逐年递增:2015年,128人;2016年,147人;2017年,170人;2018年,237人 。2019年再创历史新高,共追回外逃人员506人,包括“百名红通人员”2人,追赃金额11.83亿元人民币 。
追逃工作势如破竹、一往无前的背后,是外逃者们的防线崩溃、节节败退 。颠沛流离与贫病交加、妻离子散与精神煎熬……笔者日前采访了多名外逃归案人员,他们用切身血泪教训和切肤之痛,勾勒出外逃生涯的凄惨与悔恨 。
表现1:贫困交加
摆地摊卖工艺品谋生
“外逃那段日子,我不敢住旅馆、宾馆,每到一个地方,我就在当地医院大堂过夜,或是干脆在野外搭帐篷……”
郭海文,清远市清城区源潭镇原党委副书记,逃亡时,他骑单车一路向西,从清城出发,经肇庆到广西梧州,辗转4省份13县市,最后到了云南大理 。
“有想过放弃!我骑车至云贵高原时,海拔越来越高,高原反应越来越重,加上天气开始变冷,骑行变得十分困难和缓慢,心里打了退堂鼓 。”但不敢面对法律制裁的郭海文没有回头 。
时刻东躲西藏,长期颠沛流离,这是外逃人员最真实的写照 。但逃亡生活的残酷,远不止于此:贪腐赃款日渐耗尽,又不敢使用自己的身份证件,打零工和摆地摊,成为了不少在逃者有限的谋生手段 。
【外逃归案人员讲述逃亡故事：听到警笛吓得筷子掉地】“在菜市场附近的人力市场,我做沿街揽活的临时工,小工、搬运、保洁,什么都干 。那里揽活的民工不少,一整天也揽不到活的情况经常发生 。”为维持日常生活花销,除了到人力市场揽活外,郭海文还在当地人民路摆起了地摊,卖起了工艺品,在朝不保夕中苦苦挣扎 。
与郭海文“仓皇出逃”不同,一些腐败分子抱着“海外即法外”的侥幸心理潜逃境外 。为了上多一道“保险”,有的还会通过各种手段取得逃往国公民资格或永久居留权 。
然而,即使潜逃海外,他们依然逃不出“苦”的底色 。
对这种境外逃亡的艰辛,何权昌感受尤为强烈 。这位后来退赃达5.96亿元的中山市原国土资源局局长,更是以自身经历为诫,写下了《呼吁在逃人员早点回国投案自首书》 。
他写道,在海外逃亡生涯里,因为不懂英文,他根本没法外出买东西与生活 。实在要买,都是晚上6时后出门,因为菜价便宜一半 。看着根本听不懂的英文电视节目,成了他仅有的娱乐 。后来辗转香港,他住过劏房,为了省钱,有时候一天只吃一个面包、一盒饼干 。“生活十分艰苦,有苦只有自己知道 。”
何年是归日,雨泪下孤舟 。在短则数年、长则数十年的煎熬中,苦成了外逃人员最深刻的记忆 。
表现2:草木皆兵
思念亲人却不敢打电话
“一开始几年,我没办法工作,整日东躲西藏,内心像惊弓之鸟 。一次正在租的房子里吃饭,听到外面有警车的警笛声,吓得筷子都掉到了地上 。我怕房东看出破绽,很快就退了房子走掉 。”外逃归案人员董亮生说 。
董亮生是中国人民银行南雄市支行原计划金融管理股股长 。在逃亡的20年间,他每天在恐惧中过着没有尊严、没有自由的生活,有家不能回,思念亲人却连电话都不敢打,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稍有风吹草动就心惊胆寒 。
在恐惧的支配下,外逃生涯吞噬了这些人的健康,耗尽了他们的精气神,掏空了内心所有的积极情感 。很多外逃人员患上了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成了满头白发、满身病痛、每天“拿药当饭”的“药罐子” 。
境由心转,相由心生,这甚至导致了追逃双方“对面相逢不相识”的吊诡局面 。
“如果不是有飞机安全员的指引,我几乎认不出他,他坐在那儿,肚子大大的,脸色黑黑的,眼袋耷拉着,和当年意气风发时完全不一样 。”省追逃办有关负责人介绍“百名红通人员”黄平回国投案时的情形,“类似的场景,实在太常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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