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村上春树到萨莉·鲁尼：平乏生活会损害我们的写作吗？( 九 ) 对于很多人来说

董牧孜：“道德警察”背后，似乎存在一种失望情绪的转嫁。人们在文艺作品中照见现实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无法直接在现实中解决，于是转而剖解文艺作品的道德危机。

在某种意义上，道德纠察的确会扰乱文艺作品的内在探讨。比如出轨涉及人的欲望，但当人们想要在文艺作品中也去瓦解、摧毁或是压抑主人公心中的欲望时，我们就很难再以微妙、丰富、洞察的目光直视欲望本身的复杂性。

当然，很多批判也存在反思的必然性，毕竟一部小说同样会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

比如，大家对于中国男性作家的女性描写会有一些不满，他们此前往往塑造英雄、贤妻良母和妓女等几种刻板形象。当然，这种情况也在改变。最近，阎连科出版的非虚构作品《她们》，这是在女性主体性越发凸显的时代氛围下，直男作家改变的尝试。阎连科提到了自己集中阅读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弥补自己知识结构的不足；另一方面，他也提出了自己对于理论盲区的观察，比如这些理论究竟能否真正有效地触及中国的女性问题。

无疑，今天的读者发生了阅读焦点的转移，从对文学性的关注，转移到了对于社会性的表达，似乎有点回到“文以载道”的意思。这可能是一种现实的撬动。

张悦然：我们的确有悠久的“文以载道”的传统，以及现实主义的强大力量。对于创作者来说，很多时候我们更需要虚构这座坚实的堡垒，我们所需要的小说世界，真的不是一个完全被现实主义化的世界，不应该完全按照现实的逻辑来考量、评判和惩罚——这是非常危险的对决，我们不能放弃小说的底线。

董牧孜：这个底线，也是小说的自由。

撰文：董牧孜；播客：张悦然X董牧孜；音频剪辑：王静；排版编辑：张佳琦；制图：范宇辉；校对：危卓。封面图：Marion Fayol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