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朱元璋对知识分子从礼遇到杀戮的过程转变( 二 )


建国之后,他在给宋濂的一封诰命中,不经意间显示了他对文臣学士们的态度变化:“尔濂虽博通今古,惜乎临事无为,每事牵制弗决。若使尔检阅则有余,用之于施行则甚有不足。”(《明太祖集》卷三?翰林承旨宋濂诰)
这样的话,朱元璋在建国前是绝对不会说的。对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尚如此评价,别的文臣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事业的顺利,使朱元璋不可避免地自我膨胀起来。
随着政权越来越稳定,朱元璋不用像以前那样费心费力地去寻访、邀请,多如牛毛的知识分子主动投怀送抱依附到朱家政权这张皮上。朱元璋广泛兴建的教育系统也已开始培养车载斗量的文化人,一时间知识分子极大丰富,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然而他们在朱元璋眼中的价值也越来越低,朱对他们的整体态度也越来越轻慢。
洪武七年,朱元璋的一位贵妃去世。贵妃相对于皇后,是小老婆。按古礼,庶母死,子孙不需服丧。朱元璋十分喜欢这位妃子,要求儿孙给她服丧。文臣们纷纷上书,反对他更改古礼,朱元璋因此写了篇《孝慈录?序》,大骂这些知识分子为“迂儒”,说他们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以古非今,而不知道审时度势,现实灵活地处理问题:“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昭然矣。”又说,这些人其实不过是一群废物,做不出什么好事来,警告后世君主不要过于听信他们:“朕观宫生之君,好内山林之士,任为股肱爪牙,暴贵其身,致君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国之危亡,非迂儒者谁?其丧礼之论,时文之变态,儒乃不能审势而制宜,是古非今,灼见其情,甚不难矣。”
在另一篇文章《辟阿奉文》中,他更讽刺当朝的文臣们不如唐代的女人。唐代的宫女在皇帝面前敢说真话,今天的文人们却个个唯唯诺诺,毫无骨气:“唐妇人,犹过今之儒者。”只是朱元璋没有想过,唐代宫女之所以敢说真话,是因为她们面对的不是他朱元璋。
不但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能力不屑一顾,对于文人学士们的文字本行,朱元璋也越来越敢于评头品足,挥斥方遒。朱元璋虽然中年之后才开始学习写文章,但因天分不错,常有出色之作。他的一些文字虽粗头乱服,却风格独特豪迈,气势吞吐千古,在古今帝王中独树一帜,他也颇以此自矜。洪武七年,朱元璋举行诗文大会,命文臣们作《阅江楼记》。读完之后无一当意者,于是亲自动手写了两篇,给文臣们做示范。大臣们当然赞颂佩服不已,朱元璋照单全收,洋洋自得地登上了大明第一文学家的宝座。不久之后,对当世文坛第一人的地位也不满意了,写了《驳韩愈颂伯夷文》、《辨韩愈讼风伯文》等文章,开始对中国文学史的显赫人物韩愈、柳宗元大加批驳,说韩愈对于“格物致知,尚未审其情”,说这些文人只会讲究词藻,不通人情物理。朱元璋俨然以帝王之尊,指导天下文人如何写作,文章强词夺理,满纸咄咄逼人的霸气。高己卑人、予智予雄达到了极点。
杀戮
到了晚年,朱元璋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于是洪武朝的知识分子,遭遇了人类史上罕见的浩劫,上流精英几乎被一扫而光。
虽然朱元璋越来越看不起知识分子,但他对知识分子的防范戒备心理却丝毫没有放松。起因是“士诚小人”这个典故。
洪武初年,因不满朱元璋的重文轻武,一位武臣对朱元璋大讲知识分子的坏处。他说,这些人心胸狭窄,嘴巴又刻薄,经常变着法地骂人:“读书人用心歹毒,特擅讥讪,如不警觉,即受其愚弄。”还说张九四(张士诚)原为优礼文人,请他们给自己改名,哪成想他们竟给他取名“士诚”。
朱元璋说,这名字很好啊,有什么毛病?
武臣说:毛病大了去了。我的幕僚跟我讲,《孟子》上说了,士,诚小人也。这是骂张士诚小人啊!朱元璋听后,立即找《孟子》来查,发现果然有这句话。他不禁竦然而惊:张士诚也算半个君王,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无非是读书人欺负他盐贩子出身,瞧不起他,才敢这样捉弄他。而他朱元璋出身和尚乞丐,肯定更被他们瞧不起。从此朱元璋就开始对文臣们大起疑心,阅读奏章也多了个心眼儿。
朱元璋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亩”、“出身寒微”,显得十分豪爽坦率。但这些话只能他自己说,别人可千万不能说。实际上,做过乞丐与和尚一直是朱内心深处最大的一块伤疤,万万触碰不得。大明臣民其实谁也没有胆子也没有兴趣当着朱元璋提这壶水,但朱元璋却成天疑神疑鬼,防范过度,自己暗暗制定了一系列奏章“敏感词”。但凡“光”、“秃”、“僧”等与和尚沾边的字眼儿,都会犯他禁忌。因为是起义起家,所以也讨厌人提“贼”和“寇”。大臣们慢慢知道了他的忌讳,就不再用这些字,朱元璋却更不放心,总怀疑别人会更加拐弯抹角地骂他,遂将防区无限扩大,到了极为可笑的程度。比如“生”字,因为音近乎“僧”,在他看来就不怀好意;“则”字也很危险,因为“则”在淮西方言中发音与“贼”同。
因为这些秘密的敏感词儿,无数人人头落地。惨烈浩大的洪武文字狱,一方面反映了朱元璋的残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在知识分子面前无法消除的深刻的自卑心理。
人到老年,人格常会发生剧变。朱元璋晚年身体很不好,多年超强度的脑力劳动又使他出现精神变态,嗜杀心理越来越难以控制。再加上经过十多年的经营,天下已如磐石之安,知识分子已入其彀,无所逃乎天地之间,他遂开始随心所欲,通过无节制的屠戮来发泄自己的不良情绪。洪武晚年,稍有名气的文化人几乎都难逃一死。死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文字狱,一种是牵连进各种大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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