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毕业生投近40份简历:只“中了”1个
原始标题:疫情期间毕业生投近40份简历 , 只“中了”1个实习生 刘昱秀 澎湃新闻采访人员 任雾9个月过去了 , 在投递近40份简历后 , 安琪只斩获了1个“不情愿接的”市场营销岗位offer , 这让她很意外 。安琪今年大四 , 就读于上海一所Top2的“985”的文史类专业 , 是众人眼里顶着金字招牌 , 求职市场上炙手可热的候选人 。 大学前三年 , 尽管会有阶段性的焦虑 , 但安琪也无数次畅想过属于自己的远大前程 。如今 , 她闷在厦门的家里落落寡欢 。 受疫情的影响 , 部分企业缩招、停招 , 甚至无限期延迟签约 。 一些职场人成为“优化”目标;而像安琪这样的求职者 , 或者还在奔波于“大势已去”的春招市场 , 或者重返象牙塔试图躲避风雨 。他们就像悬浮在半空 , 小心翼翼地经营自己的人生 , 争取在风浪中保持住姿势 。“退路”安琪求职最有信心的阶段在2019年10月 。 投递简历后她陆续收到笔试通知 , 每日高频练习数字推理、逻辑推理题目 , 并焦虑难安地等待企业的面试通知 。 成绩不错的她甚至放弃了保研资格 , “嫌麻烦” , “终归是要就业”是她没有提交保研材料的理由 。“在家里自闭 , 钻牛角尖问自己为什么没去保研?害怕选择错误毁了自己 。 ”安琪在面试环节意识到后悔 , 10多位候选人黑压压地围坐在会议室内 , 面试官要求先轮流做自我介绍 , 她发现参加群面的候选人多数是知名高校的研究生 , 甚至有一场群面中只有她一个本科生 。开场时有些露怯 , 案例讨论环节也“找不准自己定位 , 插不进去话” , 面试官说 , “可以讨论了” , 话音未落就会有候选人站出来主导话题 , 安琪刚有些尚未成熟的想法 , 发现讨论已进入下一个论点 , 她像是群面里被雇来的群众演员 , 走了几个过场 , 秋招已接近尾声 。安琪不甘心陪跑 , 她寄望于春招 。 疫情使得春招不得不在云端进行 , 汽车、化工、航空、奢侈品等行业巨头都没有招聘计划 , 甚至计划全球裁员30%现有员工 。她投出去的简历石沉大海 , 接到的为数不多的面试邀请电话 , 在对方得知她无法到现场面试后 , 委婉表示之后再联系 。 “厌倦了求职 , 拼命想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晚上睡不着 , 闭上眼睛眼泪莫名地流下来 , 问自己“以后干些什么?该怎么办?”她有两段500强企业实习经历 , 不错的成绩 , 但像许多应届生一样 , “试错的过程中明白了自己不喜欢什么工作 , 却没搞清楚自己喜欢什么” 。徐畅的经历与安琪相反 。 她是南京一所理工类211院校的研究生 , 翻译专业 。 群面是她最擅长的环节——也许是有长达一年的工作历练 , 她一直是那个“话多 , 让人印象深刻的姑娘” 。秋招时 , 徐畅赶场子似的参加了20多场宣讲会 , 面试地点覆盖南京、苏州、北京、上海 , “收获了一堆产品小样和一叠高铁票” 。
人民视觉图一月份疫情爆发前 , 徐畅终于找到心仪的工作 , 得到一家知名的互联网公司供应链岗位的口头offer 。 她心满意足地回到湖南老家过年 , 每天都查看邮箱生怕错过offer的邮件通知 。在家等了一个月 , 两个月 , 三个月…她没有等来正式的录用通知 , 却通过校友得知公司今年缩招 , offer在申请中但没有批下来 。徐畅的一位同学也撞上了企业缩招 。 这位同学原本计划5月份入职一家时尚公司 , 也早早在公司附近签了一年房租协议 , 却因企业缩招迟迟没有签三方协议 。如今 , 徐畅准备在老家准备公务员考试了 , 毕业两年内未择业 , 依旧能以应届生身份参加公务员选拔考试 , “英语专业 , 降低要求还有很多条退路” 。 如果考公不顺利 , 她打算下半年把教师资格证考下来 , 在家乡县城做一名英语老师 。安琪也在谋划她的退路 。 秋招时 , 她放弃了保研 。 现在 , 她决定重拾课本考研 。 高考填志愿时 , 她是茫然的 , 现在她清晰了许多 , 想学市场营销 , “是一种短暂逃避 , 但也想做足准备 , 配得上喜欢和满意 。 ”
公务员考试人民视觉 资料图“被优化”李响每天避开家人 , 躲在房间里不断刷新招聘信息 , 投递简历 。 手机一响 , 立马快步关上房门接听 , 如果接到的是房产或股票推销电话 , 空气里都凝固着失落 。这种状态持续了3个多月 。 4月份疫情逐渐好转 , 他每周可以接到5到6个招聘电话 , 有些电话面试后没了下文 , 有些企业邀请他去现场参加二面 。 他希望通过视频面试拿到offer , 再选择北上或者南下 , 但现实很骨感 。2019年10月初 , 李响跳槽到一家市场成熟的科技公司 , 担任华中区销售主管 , 还在6个月试用期内 , 他带领团队取得第四季度业绩考核五个大区的中位 , 雄心勃勃地想要在新工作中干出一番漂亮的业绩 。2月10日 , 隔离在湖北黄冈农村老家的他接到总监电话 , 说他入职后没有工作业绩 , 公司打算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 。刚刚还在逗1个多月大的女儿玩 , 李响瞬间笑容僵硬起来 。 他试图用业绩数据反驳 , 总监转而质疑他的工作态度 , 显然没有给他商量的余地 。放下电话 , 李响久久难以平静 。 他今年32岁 , 语速快思路清晰 , 年底跳槽到新公司是想再拼一拼 , 却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二月被裁员 。 妻子还在哺乳期 , 家里的生活开销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 “去年结婚刚买的房子 , 手里一点存款都没有” 。2月15日 , 他主动打通公司人力资源的电话 , 询问关于离职补偿金的问题 , 人力资源好像早已预料到他的来电 , 称工资和社保结算到2月底 。“没有收入 , 孩子需要买尿布 , 奶粉 , 用钱的地方很多 。 ”李响像是胸口压了块巨石 , 夜里3点多 , 他坐在黑暗里编辑一条很长的短信给人力资源 , 希望公司可以将社保和工资发放到5月 。第二天下午 , 他接到人力资源的回电 , 研究决定将他的工资发放到5月 , 社保交到3月 。 “给你就拿着 , 疫情过了能争取到什么呢?”谈不妥的2个月社保缴纳像是压倒李响的最后一根稻草 。2月24日 , 他收到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邮件 , 纸质版文件随后也被到家里 , 文件上要求李响签字并办理交接手续 , 他拒绝了 。他打给北京社保局、12345市民服务热线、市长热线 , 社保局答复 , “疫情期间 , 公司无权对武汉乃至湖北员工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 , 终止劳动关系无效 , 企业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 , 员工有追究赔偿的权益 。 试用期公司也不能以任何理由解除劳动合同 , 同时试用期在疫情期间自动过渡转正 。 ”失业在家的日子 , 李响自从3月5日工资日收到公司发放的3900元 , 再没有收到任何工资和补偿金 。 他不清楚工资的计算标准 , 按照合同每月薪资1万出头 。 于是 , 他决定找代理律师在北京协助申请劳动仲裁 , 自己再全力去找一份“能够养家糊口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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