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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庞大的“隐匿群体”二本学生：普通 谷底 折腾 摩擦( 二 )


同学们大多沉默温良、中规中矩，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和黄灯发生过争论，“我在具体的课堂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的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 。”
沈毅星翘课、打球、挂科、补考，有时中午一顿饭吃到晚上12点，继续烧烤啤酒 。那是属于诺基亚和台式机的时代，男生们看NBA的文字直播都激动得满头大汗 。大四那年，一群男孩望着城中村的牌坊开玩笑，“大学四年不敢说自己学到了什么，但肯定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
直到大三下学期，他开始感受到毕业的压力 。师兄们脱下脏兮兮的T恤衫和人字拖鞋，换上白衬衫黑裤子四处面试 。老师找沈毅星谈话，警告他如果挂科太多将不能拿到学位证 。一道闪电让这个农家学子清醒，他不能丢失大学生的身份 。
黄灯成为大学生是在1995年 。她毕业于岳阳大学，按现在的划分，相当于一所二本学校 。那一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92.6万人 。此后高校扩招，10年间，黄灯任职的学院从2个班扩充到6个班，大学宿舍塞进更多床，取代书桌 。
在大学生没有拥抱市场的年代，黄灯毕业后接受分配，进入亚洲最大的纺织厂，干过文秘、会计、组织干事和一线工人 。1997年香港金融风暴，她成为下岗工人，决心考研 。
她没告诉家里人已丢掉了饭碗，一边给别人做饭赚钱，一边争取继续上学的机会 。“我当时连书都没买齐，更不要提上辅导班 。”最终，她被武汉大学录取 。通知书下来那天，整个工厂都在讨论一个女工因为下岗而自杀，那是种很强烈的对比 。
“你觉得你的命运从此改变了 。”许多年过去，她开始好奇在这所极其普通的二本学校，学生的命运是否还能被一张通知书改变 。
谷底
负载在文凭上的那一丝并不确定的期待，在劳动力市场上日益残酷地兑换着价值 。广东F学院传统的就业岗位是进金融机构，但每年流水线般输送出的毕业生填补了职业地图的大小缝隙 。
“我办公室里有永远擦不完的皮鞋油，沏不完的茶叶、吃不完的红枣，还有丝绸被、洗发水，都来自学生的推销，我的日常消费中，一些护肤品、小首饰、正式一点的包，都来自学生供货 。”黄灯说 。
黄灯的一个学生做了纹绣行业，“都是套路 。成本很低的项目，可以包装为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元的项目 。美容搭配玄学，诸如文眉，一定要和人的运势联系，上钩的人就会很多” 。开餐饮店的学生处在“不请人忙不过来，请人就没有利润”的境地 。很多时候，他必须亲自上阵，将外卖送到一个和他境况可能差不多的人手中 。“生活已被控制，生活已被金钱控制 。”
有的学生曾被骗去传销，又接连拒绝职场潜规则和家人介绍的相亲对象，刚毕业还很有拼劲地想着出人头地，现在只想找一份一个月有四五天假、有点收入的工作，找个男朋友拍拖结婚生孩子，平凡地生活下去，但不能如愿，最终生出精神疾病 。
黄灯感慨，一个在现实中处处碰壁的女孩，仅仅因为不愿向现实妥协，始终没有获得过哪怕一次小小的突围 。
一位女生绝望地想哭，“我还想过走歪路，哪里有一个干爹型的人，帮我找一份工作，让我安稳下来，然后我再去追求梦想，再去提升自己” 。
黄灯表示，现在大学生面临的压力要大得多 。她的大学班级，班上70%学生来自农村，通过高考，确实改变了生存、命运，他们大多不仅获得了稳定的职业，享受了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分配的住房(或者购买了房价低廉时候的住房)，得以在城市轻松扎根，更成为各自家庭的支柱，充分享受了大学文凭带来的极高性价比 。
扩招后，大学生已从“天之骄子”堕入凡间，身边很多普通劳动者都可能拥有一张贬值的大学毕业证 。学生们被逼到绝境，唯一能够下手的对象只有自己 。
莫晓是黄灯2015级的学生，与840万人一起毕业，一毕业他就失业了 。他1995年出生，个子不高，瘦小的身体里藏着对文字极大的热情 。他每天坚持写作，“我要当好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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