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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庞大的“隐匿群体”二本学生：普通 谷底 折腾 摩擦( 五 )


他后来参加银行的统招，投了家乡河源的岗位，到乡镇上班 。“我家里全部做小生意，有卖服装的、卖水果的，我父母在档口卖肉 。我也想搞这些，比他们有更好的营销手段 。”毕业时，沈毅星去当地的百货、超市面试，延续家族的生意路，但父母劝他进入体制内 。
“我父母20年每天三四点起床，没睡过安稳觉，他们觉得体制内不用受这种苦，吃公粮的人社会地位高很多 。他们认为进了国企，娶妻生子买房，只是时间问题 。”
沈毅星顺利进入银行，从乡镇小职员做起，一步步借调到大城市，如今“抛妻弃子”地满省出差，一个月只回家几天 。他说自己身上有一种底层不服输的“小强精神”，练就了把脸贴在地上摩擦，再起来笑一笑的勇气 。他从一个腼腆的大学生，蜕变成善于交际的金融从业者 。
一次期待已久的升职，几乎已经确定就属于他了，结果在突击考试上他没考好，机会落入别人囊中 。“感觉自己付出了四五年，提拔的时候突然被捅了一刀 。”领导在宣布结果时，不具名提到了他的失误，“把我按在地上摩擦 。”
第二天，他面貌一新去找领导道歉，承诺把未来工作做好，“我是打不死的小强，挺佩服自己的调节能力的 。”
沈毅星把借调到广州看成人生的一次转折 。“像我们这种没出身，能力又不拔尖，在小地方很难发展 。”在县城工作那几年安逸，下班就是爬爬山，找好吃的，晚上打打牌、唱唱歌 。他在25岁看到了自己的50岁 。
来到广州上班后，“好像井底之蛙打开了井盖”，他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他在县里写东西的要求是“写清楚，看得懂”；到了省里，要求变成“简单明了，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 。有时一篇文稿一晚上改十次八次，最终还是要领导再改 。
他感到在大城市工作的压力，“别人以为我外表光鲜出差是到处旅游，他们看不到我工作到夜里一两点，脖子一抬，整个背都是酸的 。”他有个亲戚，名校毕业，在北京做律师，带家人游玩的间隙拿出电脑噼里啪啦地敲着，“这不是压力是什么？”
他觉得自己没有重点大学的学生聪明，不是领导者，是合格的工兵 。但做好螺丝钉也需要坚守，“不是冰做的，打进去就消失了 。”工资不是卑微的薪水，那也是血汗钱 。
“老鼠生出来的孩子不去打洞，要成仙得付出太多常人难以理解的辛苦”，沈毅星说，他婚后攒够了钱买房，孩子是打地铺时出生的 。“我发现，市里的同事小孩很多初中高中就已经规划出国了，人的差距以指数级拉开 。”他始终觉得自己没有走出农村，称自己为“涉农白领”，“只有拼命跑才不会被雨淋 。”他尽力让普通话显得标准，“因为你没有伞 。”
他在童年得到一本小人书，能看上10遍 。直到小学毕业，他都没摸过足球，属于乡野孩子的娱乐是在山沟里跳塘，“不淹死就好了，能活到现在 。”而他的孩子已经对农村缺少感知，只知道那里是“打棒棒(指放鞭炮)的地方” 。
去年毕业10周年，沈毅星回学校看看，校门口的湖已经干涸，湖底躺着几辆坏了的共享单车 。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回家的周末被嬉闹声环绕，他感到知足 。他说大学教育相当于第二次出身 。大浪淘沙，冲出来了金子，但更多的是沙 。
林峰也抱着孩子回过学校 。他们都处在30多岁的年纪，已成家立业，找工作时赶上经济发展的上升期，房价在“山脚”，“比较平缓，靠走还能走上去” 。
10年后，莫晓面对的是更加坚硬的现实，“我一个月收入五六千元，怎么买得起五六万元一平方米的房子？”
黄灯说，对有些同学而言，通过买房、做生意，早就理顺了个人生活，实现了财务自由，而对另一部分同学来说，不但居无定所，收入有限，工作也极不稳定 。客观来说，两者分野的关键要素是房子 。
15年来，黄灯像一张唱片，总为刚来校园的人播放 。在外国文学史的课堂，主题是《红与黑》里于连的命运，讨论经久不息 。
教室周围种着高高的白玉兰，小巧的校园遍布南方植物，天空高远 。一个普通的课堂场景，黄灯多年后回忆起来，仍然记忆深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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