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之痛：在路上之后的凯鲁亚克( 三 ) 撰文｜新京报记者|宫子随着凯鲁亚克精

命名了“垮掉”一词的作家约翰·霍尔姆斯在回忆凯鲁亚克时写道：这种情况把他弄蒙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再也，再也没找准什么是北。再也没有。

《在路上》的畅销让凯鲁亚克的世界里涌入了难以计数的新读者，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欢迎他。粗鲁的读者指责这个家伙连句号和分段都不会用也能写书，严肃的家长担忧阅读凯鲁亚克会将孩子们引上歧途，即便是已经成年的大学生群体，对凯鲁亚克也并不欢迎。在布鲁克林学院参加诗歌朗诵会的时候，凯鲁亚克遭到了当地学生拳脚相加的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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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后期的杰克·凯鲁亚克。

以上是反对者们的表现。至于他的支持者，也没让凯鲁亚克感觉好到哪里去。追求放浪的年轻人们只看到了凯鲁亚克文字中所讲述的流浪，却忽略了文本语言抒情性所连接的关于自我的顿悟及禅思。凯鲁亚克从来不曾说过一个人若要追求自我，就得做流浪，酗酒，吸毒之类的事情。任何人都有自己抵达该终点的方式。然而那些近似嬉皮士的读者们却将此理解为必经之路。

“我是一个技艺高超的讲故事的人，是个遵循伟大的法国叙事传统的作家，我不是一群乌合之众的代言人。 ”凯鲁亚克在一本斯蒂夫·艾伦的影集注释中写道。他想要捍卫自己是一个叙事作家的身份，让人们更多地关注自己的语言艺术而非个人生活。可惜的是，凯鲁亚克的模仿者们也并没有把握到这一点，他们模仿凯鲁亚克的文风写着流水账一般的日记自白。他厌倦了“垮掉派之王”的称号，想要找回无名时期的自我，但此时的他不管走进多么隐秘的乡村酒吧，都会被人一眼识破。

“大瑟尔”之行

最后的解脱与崩溃

在凯鲁亚克的作品中，有一本比《在路上》的内容更倾向于一种摇摇欲坠的自我，那就是《大瑟尔》。 1960年后的凯鲁亚克被困在多重囚笼中，其中也包括自身灵感的枯竭。自从《在路上》之后，他成为了热门作家，但人们通常只是冲着他的名气去购买书籍。之后的许多小说，其实充斥着凯鲁亚克式的陈腔滥调，我们甚至能在不少作品中发现他模仿自己作品的痕迹。即便如此，能写的素材也所剩无几。个人生活的经历总是有限的，尤其是当作家以激情式的喷薄将数年的心灵波动都挥洒一尽之后，他就再也找不到什么可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