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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绥远疫情

1917年8月 ， 鼠疫首先爆发于绥远省伊克昭盟乌拉特前旗扒子补隆（今内蒙古新安镇） ， 死亡约70人 。 9月下旬 ， 由伊克昭盟运送皮毛的马车队传入包头；10月上旬传入萨拉齐；到11月份 ， 扩散至27个旗县 ， 788个村 。 进入12月后 ， 正值皮毛收购时节 ， 大批商人满载着带有鼠疫病菌的毛皮准备返回内地过年 ， 借助京绥铁路上的火车 ， 成为鼠疫的极佳传播通道 。 在北洋政府接到报告时 ， 鼠疫已经传播到了拥有二十万人口的贸易重镇——丰镇！不久便传入山西大同县 ， 时人哀叹鼠疫所过之处 ， 已经是“风凄雨愁 ， 无天无日 ， 白昼相逢 ， 人鬼莫辨 ， 则回视自身 ， 亦莫知是生是死也”的局面了 。不久 ， 归绥包头等地开始派兵堵截 。 规定“以两星期为度 ， 在未经开放以前无论军民商贸一律禁止往来 ， 已经到境者必须扣留六日以上始予验放” 。 为防止疫情传播 ， 包萨乡村的出进路口都有专人把守 ， “见有入村者 ， 则举木椽挥之 ， 俾不敢进 ， 强进 ， 以椽撞之 ， 故当地人遂号鼠疫为椽头子病云 。 ”据当时的史料记载 ， 鼠疫在包头“一并迅速蔓延 ， 大街小巷常有行人在路上倒下 ， 吐血后立即死亡 。 城周围前后营子、古城湾、薛家营子、东河村等很多村庄 ， 疫情也很严重 ， 死亡人数很多 。 有的甚至全家全院人死亡 ， 景象十分凄惨 。 ”萨拉齐地区“有的全村或全家人死绝 。 当时的群众有这样的经验：早晨起来看谁家的烟筒不冒烟 ， 说明谁家的人就死绝了 。 ”从疫势的蔓延态势来看 ， 北枕杀虎口的右玉县最先染疫 ， 据《右玉县志》载：“(1918年)1月5日 ， 一车夫从呼和浩特市返回 ， 夜宿贾旺子店 ， 半夜发病死亡 。 次日 ， 店主及全家染病 ， 相继死亡 。 同日 ， 高开店店主留客染病 ， 其家属9人发病死亡 。 邻人相助敛尸亦受感染 ， 共死亡29人 。 随之右玉的疫情又东侵传入左云 ， 又由左云的马到头传至山阴县 ， 造成染区新岱岳、贺家窑、安莱、东小河、高业同等地 ， 南北40公里 ， 东西23公里 ， 死亡250人左右 。 ”不到三天 ， 疫势直达雁门关北之广武镇 ， 南经成远、成坪两堡稍折而向西进入平鲁 。 平鲁西北境 ， 已由镇川传入 ， 分道流行至朔县 。大同因其靠近得胜口 ， 口外往来之商多取道于此 。 浑源县与大同相邻 ， 自不可逃此劫难 。 据记载：浑源一些小手工艺人因流落内蒙而被传染 。 1918年1月24日 ， 水磨町村人马賀兰赴内蒙古武川卖香、炮 ， 返村后不久死亡 。 随之马财、马义、马贤3户除13人幸免外 ， 两三天内相继死亡 。 浑源的这次鼠疫使得与其近的应县亦受侵 ， 据《应县志》载“民国七年(1918) ， 有浑源三人宿东关郭义店中 ， 一人夜间发病 ， 翌日由另二人扶持上路 ， 至镇子梁即死 ， 第三日至西方城又一人死去 。 而镇子梁留宿他们的店主及亲属5户数十人染病 ， 5日内有13人死亡 。 ”此疫势自大同东北延及天镇 ， 西南传至怀仁 。那时 ， 归绥“会场茶社 ， 概为停止 ， 往来人士均以两层细布夹以棉花蒙蔽鼻口” ， 连中小学也都纷纷停课 。 相比之下 ， 北京出现鼠疫死时 ， 娱乐场所仍然“游人甚多 ， 拥挤不动” 。 戏场里“不但没有座位 ， 几乎连站立的地方都没有 。 ”山西疫区妓院更是藏污纳垢 。 为贪重利 ， 隐瞒官府暗地收容鼠疫病人 ， 一旦身亡即趁半夜将尸首扔到大街上 ， 结果到底死了多少谁也不知道 。 丰镇民众甚至视防疫员如仇寇 ， 时趁夜谋杀落单防疫员 。 愚昧程度 ， 令人悲哀 。雁北乡村局面则更为严重 。 因平日不讲究卫生 ， 病菌滋生 ， 更易传染 。 一旦染病 ， 受传统习俗约束 ， 不仅家人近前照顾 ， 而且出嫁的女儿也要回来照顾 。 死亡后又要大办丧事 ， 左邻右舍均来帮忙 ， 又不知隔离防护 。 结果一村一乡 ， 相互传染 ， 连来看病与办丧事的医生和阴阳先生也不能幸免 ， 往往落得“阖门俱丧”的结果 ， 以至于当时百姓根据邻家烟囱早上冒不冒烟来判断该户有没有死绝 。 到最后 ， 许多村子居然找不到帮忙下葬的劳力 ， 只好雇佣乞丐 。 乞丐固然大发横财 ， 但到头来也往往是横尸街头的结果 。 也有村子稍稍吸取了教训 ， 派人手持木椽于村口把守 ， 不许外人进入 ， 强行进入则持椽击打 。在鼠疫带来的死亡恐惧下 ， 各地民众的精神状态也出现了激烈的变化 。 医疗手段的无能 ， 使得民众转而求助于鬼神宗教 。 基督教会原本一直把大灾大疫作为传教的大好时机 ， 但此次鼠疫中 ， 西医对鼠疫也束手无策 ， 反倒是收容进教堂的教民死者甚众 ， 连带着西方传教士也死亡不少 。 以至于一度传出鼠疫是从教堂内蔓延传染的谣言 ， 险些重蹈晚清教案的覆辙 。 但这并未打击教会的传教之心 ， 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言论也冒了出来 。 如有基督教刊物称 ， 发生瘟疫是由于世人“违主趋邪”而来 ， 人力防疫是没有作用的 ， 必须“真实悔改、求主施恩” ， 为此还举出《圣经》中的例子 。山西民众万般无奈之下 ， 也开始四处求神拜佛、祈求保佑 。 没钱“诵经”的只好暗自检讨平日是否做过亏心事 ， “就连打死过一条蛇 ， 捕捉过一只鼠也认为是造孽犯罪 ， 得罪了疫神” ， 颇有中世纪教徒忏悔乞求上帝赦免之风 。 又某村有一寡居老太太 ， 平日只有一大黄猫相伴 。 鼠疫大盛时 ， 全村人几乎死绝 ， 但其却未感染鼠疫 。 于是村民均认为此猫乃是神猫 。 由此一传十十传百 ， 此村竟养成了养猫、爱猫、以猫为友的风俗 。 相比中世纪西欧屠猫导致黑死病盛行 ， 该村人倒是歪打正着 。在那个时代 ， 临时性的医疗增援与支持系统不足 ， 医师应变的能力也不足 。 刘大鹏在6月20日的《退想斋日记》就写到“瘟疫流行 ， 医家甚忙 。 而目前庸医不能治病 ， 且能藉医牟利 ， 无钱即不往医 。 ”在疫病肆虐期间 ， 有各家报纸趁机大作广告 ， 专卖各色“防疫药水” 。 日本方面大打“仁丹”广告 ， 声称“时疫氛瘴不要恐怖”,只要“服用仁丹 ， 身心自强健 ， 疫菌却争先躲避” 。 广东某医生公然鼓吹“鼠疫无忧” ， 因为其早已“特制一种神功清众水 ， 专为治鼠疫核疫” 。 香港鼠疫流行时曾经于某医院试用 ， 结果不仅“全院之患疫者一扫而光” ， 而且“自后时疫亦断” 。 然而此类药品效果到底如何 ， 相信不言自明 。各家报纸还刊登了各色专治鼠疫的“神效”药方 。 比如有用“麻黄、银花、甘草、连翘、雄黄、桑皮”的 ， 有用“杜仲、菖蒲、黑豆”的 ， 有的干脆推荐吃“萝卜” ， 认为萝卜不仅能“防疫” ， 还能“治疫” ， 大有后世“非典”流行时板蓝根、双黄连横行之势 。 绅士刘大鹏叹息“庸医不能治病 ， 且能藉医牟利 ， 无钱即不往医 ， 何尝有济世活人之念哉 。 ”鼠疫专家伍连德主持绥远防疫事务时 ， 步履艰难 。 山西民风顽固 ， 不要说焚毁尸体以杜绝传染源 ， 就连最基本的焚毁染病者房屋衣物也遭到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 。 一名美国医生工作心切 ， 不顾中国国情擅自解剖了一名死者遗体、观察病变的器官 。 结果在有心人带领下 ， 怒火中烧的地方百姓放火焚烧伍连德的防疫公所 ， 伍连德也几乎被杀 。 局势凶险 ， 大有义和团再兴之势 ， 连地方官也在一边幸灾乐祸、庇护凶徒 。 伍连德颇感委屈 ， 向报界诉说“竭力尽心防救时疫而反受暴徒所侵” 。 无奈之下 ， 伍连德只好以“心病”为由被迫辞职 。为何地方官府一再阻挠防疫工作？英国报纸《字林西报》采访人员透露出了其中的奥秘 。 该报采访人员在防疫重镇丰镇采访时 ， 尽管发现许多鼠疫患者 ， 但绥远都统坚称并无此事 。 即使是采访人员拿出了化验证据也置之不理 。 原因无他 ， 只因“每日征收羊毛税项五百元之款由其手中经过也” ， 一旦确认鼠疫断绝交通 ， 这笔收入自然化为乌有了 。 直到北洋政府确认发生鼠疫后 ， 才假模假样也成立了防疫局 。 该防疫局布置起“防疫工作”来尤为积极 ， 常去辖区内饭馆妓院“检查”防疫工作 ， 趁机敲诈勒索 ， 充作“防疫经费” 。 种种手段 ， 令人咋舌 。正是由于北洋政府反应迟缓、措施不当 ， 才使得这场鼠疫蔓延到大江南北 。 而地方官员又麻木不仁、只顾捞钱 ， 直到1918年4月 ， 各地鼠疫才渐渐平息 。 而此时 ， 已经造成了16000余人死亡 。腐败无能的北洋政府 ， 有心无力的知识阶层 ， 愚昧无知的乡间民众 ， 共同构成了1917年绥远鼠疫中奇形怪状的众生百像 。 这既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 ， 也构成了近代中国迈向现代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 只是罢卷沉思 ， 却分明还能看到当日的旧残余 ， 至今还在若有若无影响着当代中国 。 1917绥远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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