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读《靳飞戏剧随笔》 从不同视角重识梅兰芳和齐如山( 二 )


玉三郎与余言:《离魂》基本定型 。 《写真》似乎还欠一点 。 飞以为《离魂》《写真》均无大碍 , 唯《幽媾》尚待推敲 。
从这一断片 , 可知靳飞与坂东玉三郎工作时的情景 。 在创演中日版《牡丹亭》时 , 坂东玉三郎从最初只是想演歌舞伎《牡丹亭》到下决心演出昆曲《牡丹亭》 , 其间心态的变化 , 直至最终做出决定 , 并付诸实践 , 自然少不了靳飞这一“帮助者”的角色 。 在该剧的具体编排中 , 常可见到这一关系模式 。 读至此处时 , 当然我也时而思絮漂浮到民国 , 在《齐如山回忆录》里 , 齐如山述及曾教梅兰芳身段 。 这一自述 , 论者多以为是齐如山在回忆里夸大其词 。 而且往往也可以继续追问:齐如山能够教梅兰芳身段么?作为一位爱好戏曲的文人(外行) , 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教一位名伶(内行)“身段”?将靳飞参与中日版《牡丹亭》的工作日记与之对照 , 便可思忖:固然齐如山不会像王瑶卿或乔蕙兰一般可以向梅兰芳教戏 , 但是在创编新剧目中 , 作为“顶层设计”之一 , 除了剧本、舞台美术之外 , 齐如山也可以对演出的细节、身段的安排作出设计 , 甚至向梅兰芳进行演示 。 缀玉轩里 , 这种分工讨论、设计的工作流程 , 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亦常常忆及 。 如果回到书中的中日版《牡丹亭》工作日记 , 就会发现 , 靳飞与坂东玉三郎的关系模式也大抵如此 。 书中所述与日本能乐大师关根祥人的交往、与梅葆玖等人的交往 , 都带有类似的因缘与痕迹 。 从这些细节描述 , 我们仿佛回到民国时期名伶与文人交往的现场 , 以昔事来印证今事 , 又以今事来体会旧事 , 获得对于历史的细微感受 。
书中的一些篇什 , 是关于北京的京昆往事的追忆与纪念 。 靳飞常被称作“京城最后一位遗少” , 文中亦常称北京为“我们的城市” 。 而北京之所以能被视为“我们”的城市 , 离不开靳飞成长于其间的以京昆文化为主的老北京文化 。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直至新世纪以来 , 靳飞一直是北京京昆活动的参与者 , 以及某些领域的推动者 。 对于城市的过往以及与自己成长相伴随的京昆文化 , 靳飞亦含有情感 , 如纪念梅葆玖 , 云“让我们重新回到信仰与热爱”;纪念北方昆曲剧院成立六十周年 , 断言“我们的城市里始终没有中断过昆剧的声音”;纪念昆曲大王韩世昌诞辰120周年 , 则将韩世昌形容为“中国昆剧的赵氏孤儿” 。 这些论断与命名 , 在我看来 , 正是在对京昆文化“信仰与热爱”的氛围下 , 靳飞对于戏曲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精准把握 。 或者说 , 由于北京浓厚的京昆文化的熏习与支撑 , 靳飞才能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诸多主流论述进行反思 , 翻转旧有议题 , 提出“民国京剧”之说 。
靳飞近年来倡导“民国京剧” , 可谓不遗余力 。 书中的文章 , 大部分都在说“民国京剧” 。 譬如 ,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是新文化运动为新文学建构的一个文学谱系 , 按照这种逻辑 , 不言而喻 , 接下来自然就是作为一个学科的“现代文学”了 。 事实上 , “现代文学”也在很长时间里也成为显学 。 但是靳飞偏偏给“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接上“民国京剧” , 论证“民国京剧”也是一种“新文化” 。 在《谭鑫培是中国京剧艺术“新文化”探索的肇事者》一文里 , 靳飞强调:
中国京剧艺术因而既是中国最晚形成的中国古典艺术 , 同时又是中国最早形成的现代艺术 。 其重要程度 , 足堪媲美“新文化运动” 。
新文化运动与以京剧为主的戏曲文化之间经历了百年的生死缠斗 , 结果自然是新文化运动大获全胜 。 王元化先生曾策划《京剧丛谈百年录》 , 就是从《新青年》的“戏剧改良专号”开始讲起 , 将戏曲一衰再衰的百年历历数来 。 由于新文化运动所生产的“知识”成为了现代中国的主流话语 , 被命名为“旧戏”的戏曲 , 反倒成为了落后、保守的负面象征 , 坠入时代的深渊 , 被一代代的“后浪”所拒绝 , 终至隔膜与遗忘 。 王元化在检讨自己对于戏曲的认识时 , 痛感正是由于这种话语权力的压抑与不平衡 , 才导致了戏曲的逐渐没落 。 靳飞提出“民国京剧” , 将之表述为与新文化运动之“新文化”相并称的“另一种新文化” , 实则是延续了王元化的思考 , 不仅继续探讨京剧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 而且还巧妙地实现了一个颠倒:将新文化运动与京剧之间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 , 转换为并立、竞争 , 二者都体现了现代中国的精神 。 这种表述策略 , 拆除了既有的关于京剧史、关于京剧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的藩篱 , 创造了新的叙述视角 , 也将有可能影响到人们对于京剧的认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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