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刀：民主与集权现在或可大方谈( 四 )
2020年4月4日 ， 本人在网上遇到陈江鹏先生 ， 感谢他31年前对“三力说”得有哲学基础的提点 。 2002年本人再次细化“三力说” ， 对制度边长的缺失 ， 进行了历史探源：为何我们会出现制度边长过短的窘状？细究之 ， 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 ， 制度力量一向是我们国度的弱势边长 。 这与千百年来占主导地位的儒家以精神代制度的良好愿望不无关系（辅君教民 ， 倡导德治） ， 与道家的“无为”主张 ， 佛教消极的“命由天定”来世说也有关联 ， 加之民族心理中的泛宗教化倾向 ， 虽不崇拜天国之神但转而崇拜现实之人——皇帝、高官、父兄、丈夫等 ， 制度的权威可说一直未与我们社会紧密拥抱 。 对制度力量的漠视和不尊重 ， 实为影响我们民族稳步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 。 因此 ， 历史上推行严规峻律的法家时时失宠结局悲惨 ， 现实中法治社会唾弃的逾规轻矩者也常与能人划上等号 。
2002年本人在《怎么让企业健康发展——三力说与三力链》一文中以三株公司、秦池公司为例 ， 解析企业经营之道 。 保健品巨头三株公司如日中天时 ， 因夸大疗效其形象边长一直较短；秦池酒则是靠广告砸出来的知名度 ， 形象边长过长 ， 而从四川大购基酒+食用酒精+纯净水的“质量力”边长一直太短 ， 形成了岌岌可危的钝角三角形结构 ， 因之其轰然倒下 ， 没什么奇怪的 。 
2002年 ， 本人再一次细化“三力说” 。 制度力量是人类知识、规则边长在社会管理上的具体化 ， 经数千年的人类探索 ， 民主政治是一种重公意、较高效、少犯错的社会运行模式 。 虽然世上没有绝对的民主 ， 但民主制的代议（选举）与分权、意见表达 ， 更能保证社会高效运转 。 民主制作为一种社会规范 ， 其契约和分权系统价值覌越来越被当代社会普遍接受 ， 但其过度分权引发的低效 ， 近年也引发了普遍的反思 。我国多年来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 ， 也正是呼应这一社会潮流 。 其党内民主建设 ， 同样离不开决策制度力量与党员制度意识的增强 。 其也呈一个代议选举合理（底边）、意见表达畅通、分权制约有效的“三力结构” ， 理应尽量三边等长 。
民主三力态示意图因之 ， 通过一代甚至二代人的努力 ， 有意识地强化我国的制度边长及我民的制度意识 ， 是补历史缺失的一课 ， 必将对振兴中华 ， 产生巨大的支撑、推动作用！如果能倾心协调好社会三力均衡发展 ， 正处“从属型政治文化+初期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混合体”当下中国 ， 理论上讲会有飞速发展 。 这次抗击新冠疫情显示出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中国担当 ， 不仅为世人折服 ， 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集权体制挽回了声誉 。这种体制优势 ， 理应大声谈 。如何制度创新 ， 将这种体制优势发挥到极致 ， 并避免现有各种民主体制的低效率 ， 也是学者们应大力探讨的课题 。 这里本人只是抛砖引玉 ， 以期各位行家能重视、探研 。每每回看一张张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照片 ， 总是让人心潮难平 。
中国抗疫的成绩显著 ， 离不开体制优势 。 这次疫情 ， 引发了各国对全球化进程、民主及集权体制的反思 。 法国《观点》周刊网站4月16日刊登对著名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专访 。 福山分析了各国对疫情的应对措施及未来可能对西方国家产生的影响 ， 挑剔的他肯定了中国的成就 ， 认为这场疫情表明需要强力政府 。福山认为 ， 在疫情暴发前全球化就已经达到了一些极限 ， 去全球化肯定会发生 ， 只是程度大小的问题 。 但是把所有生产都龟缩回本土、实现自给自足也是很愚蠢的想法 。 “在欧美这样的社会 ， 才更加会出现民粹主义政权或民粹潮流 。 我认为 ， 这些民粹主义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的终结’的另外一个佐证 ， 因为民粹主义者在重复已经走向衰落的原有想法——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 ”谈及美国的抗疫教训 ， 福山强调：作为一个美国人 ， 我一直坚持我们不能信任特朗普这样一个总统 。 在其当选前 ， 这位自恋而无知的演员就让我们很担心 ， 而这次我们正在经历的危机就是一个真正的试验 。 他根本没有能力塑造我们克服危机所需要的团结和信心 。 如果他今年11月真的能再次当选 ， 美国人就真的有大问题了 。 如果别的人能够当选 ， 我们就会把这个教训铭记在心 。结合福山的老师、美国“幽灵学者”萨缪尔·亨廷顿的一些观点 ， 我们的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有传播力的知识分子 ， 真得细细梳理民主与专制、集权与分权的复杂关系 ， 不要人云亦云 ， 否则真可能给人“少知缺识”之感 。 并可从中窥见历届美国政府的政策“原由” 。亨廷顿1993年在《外交季刊》上发表论文《文明的冲突？》 ， 对经济全球化主导的世界模式提出了疑问：除了少数受过高度教育的精英 ， 几乎不存在任何一种普世文明的证据 。 以美国与中国为例 ， 他们彼此可能非常容易地相联系 ， 但并不意味他们可能彼此赞同 。亨廷顿写道：在我来看 ， 冷战后新冲突的基本来源 ， 主要不是来自意识形态 ， 和经济领域 ， 而是文化 。 在全球事务中 ， 民族国家仍将是强力演员,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苏联解体及东欧剧变后 ， 亨廷顿提醒 ， 决不意味古老的因领土引起的战斗会消失 。 他认为：自由主义者通过普世价值使世界联合起来的设想 ， 注定要流产；冷战结束意味着将出现一个不那么危险的世界 ， 则完全是一种有害的想法 。1996年, 亨廷顿对那篇论文进行了扩充 ， 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 ， 指出 ， 在哲学上 ， 苏联比接替它的东正教俄国更接近西方 。 他提醒：与西方和伊斯兰之间存在已久的斗争相比 ， 冷战不过是稍纵即逝的事件 。 中世纪 ， 穆斯林军队从西班牙推进到法兰西 ， 从巴尔干长驱直入到维也纳城下 。 现在 ， 非军事的庞大人口进军 ， 正在欧洲进行 。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 ， 不容易接受其他神；它们都用二元的 ， 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 ， 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 。 “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类似的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像 ， 而且将这两种信仰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区别开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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