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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津教案：谣言揭开文明冲突的序幕( 二 )


相似的事物 ， 在不同的文明环境中 ， 往往呈现迥然不同的外观 。 这里提到的育婴堂 ， 同为中外皆有的慈善机构 ， 但一旦到了异质文明的土壤中 ， 双方不接触不了解 ， 谣言就会转而成为相互认知的唯一媒介 ， 这样 ， 在异族的奇特想象中 ， 文明也将成为格外狰狞和恐怖的东西 。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天津教案” ， 就是因育婴堂的风波而起的 。
“八国联军”险些提前入京
“天津教案”的严峻性 ， 清末人已有所认识 ， 一本晚清笔记的作者就曾感叹 ， 如果此案当时处理不当 ， 庚子年中的“八国联军”侵华就会提前上演 。
此案的过程大致如是：1870年四五月间 ， 天津境内屡屡发生用迷药诱拐儿童的案件 ， 不久民团组织拿获了一个叫武兰珍的嫌疑犯 ， 武兰珍供称 ， 迷药来自法国教堂的杂役王三 。 当时清朝负责北方沿海开放口岸通商、外交事务的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 ， 其衙门设在天津 。 崇厚约法国领事丰大业来衙门 ， 要求教堂交出嫌疑犯对质 。 这时候 ， 天津街上已聚集了不少愤怒的群众 ， 各种说法不胫而走 ， 人情汹汹 。 丰大业为人之骄横傲慢 ， 英国在华的一些外交人员都啧有烦言 ， 其在中国人面前气焰更盛 ， 一言不合 ， 于崇厚衙门里居然拔出枪来 ， 三口通商大臣慌忙躲避 。 丰大业忿忿然离开衙门 ， 恰好遇上天津知县刘杰 ， 二人为迷拐案争吵了起来 ， 丰大业开枪击之 ， 打死了护卫知县的家丁 。 此举激怒了本就愤愤不平的围观民众 ， 大家一拥而上 ， 将丰大业及随从群殴至死 ， 余恨未消 ， 又焚毁了法国教堂 ， 教堂中十名修女、两名牧师在冲突中死亡 。 事态进一步扩大 ， 四座英、美教堂成为池鱼之殃 ， 被天津民众捣毁 ， 3个俄国商人也丢掉了性命 。
教案发生后 ， 外国炮舰迅速开至天津示威 ， 同时七个国家的公使联名向清政府的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 ， 要求赔偿损失和惩凶 。
与洋教有关而酝巨案 ， 早有前兆 。 天津教案发生前 ， 民众与洋教的冲突在神州大地早已此起彼伏 。 1861年 ， 山西传教士不许入教的中国百姓出资参加传统的摊派演戏酬神活动 ， 引起了绅民不满 。 山西巡抚向总理衙门报告：“该教士欲令奉教者概不摊派 ， 且斥不奉教者为异端 ， 是显分奉教与不奉教者为两类 。 其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众 ， 欺侮良民 。 而不奉教者亦必因此轻视教民 ， 不肯相下”；1862年 ， 湖南、江西、贵州等地相继发生群众焚毁教堂、育婴堂事件……
与上述事件相比 ， “天津教案”不仅牵涉国家多 ， 死伤人众 ， 而且有失控的危险 ， 外国人的反应也更为激烈 。 但这种比较只是规模和冲突烈度的差距 ， 而就其性质而言 ， 均属于不同文明在文化惰性的驱使下 ， 相遇却不愿沟通所结下的果实 。 洋教士视中国人演戏酬神为“异端” ， 和中国人用怀疑的目光审视育婴堂 ， 并无本质区别 。 只不过 ， 谣言的飞速传播 ， 加上社会异动力量如会党分子的推波助澜 ， 使中国人对异质文明的隔膜和误解更深而已 。
“天津教案”之处理于清政府真如利剑头悬 。 一方面 ，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 ， 清王朝已充分领教了坚船利炮的利害 ， 现在多国的外交和军事压力不容他们有丝毫闪失 。 另一方面 ， 民间对教堂乃至洋人的愤怒情绪 ， 既不失正义 ， 又未必不是统治者眼里可以倚重的力量 。 清廷很清楚 ， 如果对内蛮横打压 ， 对外一味曲从 ， 那等于损伤“民气” ， 失掉“民意” ， 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将不复存在 。 教案起 ， 总理衙门向高级官员征求意见 ， 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的一番话颇具代表性 ， 他认为“津民之哄然群起 ， 事出有因 ， 义愤所形 ， 非乱民可比 。 正宜养其锋锐 ， 修我戈矛” 。
清政府善后的进退两难在崇厚身上已有显露 。 据著名洋务派官僚黎庶昌所记 ， 这位满洲贵族“驻天津近十年 ， 调停于民教之间 ， 人颇讥之 。 事变之后 ， 崇公出示解散 ， 有严禁聚众滋事之语 ， 由是怨声载道” 。 清政府只好让崇厚出国避开风头 ， 另择人办理教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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