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面对瘟疫，人类应该以理性超越指责( 四 )
实际上 ， 中国所采取的防疫措施是有效的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科学家在当地疫情暴发之初在世界顶尖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成果 ， 就会知道中国此前所发生的一切 ， 我们这些国际学者都可以从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中了解到情况 。
李雪涛：“瘴气”一说曾风靡欧洲学术界 ， 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随着显微镜对病原菌的发现 ， 人们才逐渐接受科学的病菌理论 。之后在欧洲发生的鼠疫为各国科学家合作抗疫提供了契机 。1897年在威尼斯召开以鼠疫防疫为主题的国际卫生会议 ， 中国和日本都派代表前往参加 。世界卫生组织的前身国联卫生组织正是在此次抗疫的国际行动基础上建立了 。
腊碧士：尽管我们对传染病的研究不断向前推进 ， 但有一点我们必须不断牢记 ， 那就是：所谓的“病原体”也是生物 。作为人 ， 我们不断与其他生物体进行着斗争 ， 而这些生物体也为了它们自身的生存与我们做着殊死的搏斗 。我们作为新冠病毒的宿主 ， 它们寄生在我们身上 ， 并且在我们身上繁衍 。瘟疫便发生在原生动物、细菌和病毒之间 ， 发生在生物和社会的情境之中 ， 发生在人及其生存的世界之中 。如果没有细菌的话 ， 我们根本无法存在 。
将疫情政治化同样属于瘟疫
李雪涛：奥斯特哈默认为 ， 从19世纪起 ， 人类才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针对瘟疫展开大规模的歼灭战 。他指出 ， 人类在这之后的抗疫斗争中取胜有两个前提：一是丰富的现代生物学和医学知识；二是与公共卫生政策相关的理念 。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今天新冠肺炎传播的话 ， 还是有很多与历史上的瘟疫性质完全不同的地方 。特别是在二战后 ， 航空业的普及迅速增加了微生物病原体的移动性 。其实 ， 瘟疫的一大特点便是流动性强 ， 从某种意义上讲 ， 是非常适应全球化的 。新冠肺炎跟其他瘟疫一样 ， 也是具有军事化特征的人类敌人：进攻、征服、撤退 。因此对于今天的人类来讲 ， 加强全球危机管理和危机应对是至为重要的 。每一次瘟疫结束后 ， 经历了灾难的城市乃至国家的居住条件和医疗保障都会得到明显改善 。我们的社会能从这次疫情中学到什么呢？什么时候人类才能真正远离瘟疫？
腊碧士：每当新的威胁来临之时 ， 集体的恐惧都会再次引发所有已知形式的人的各种行为 ， 也包括错误的行为 。人们希望国家政治和行政部门能够及时制定有效控制疫情的统一行动方案 。但真正的理性思考往往是在疫情消退之后才开始 。在急症病人面前 ， 医生显然不可能急着去修改教科书 ， 他必须首先去救助病患 ， 之后才能考虑修改教科书的事情 ， 考虑防控疫情的计划 ， 考虑公共程序等 。
对那些利用防疫之名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行为 ， 不论在哪个社会 ， 都应当予以揭露 。这种行为同样属于瘟疫 ， 它发生在当代并不令我们感到惊讶 ， 因为疫情常常也会被政治化 。但是无论如何 ， 在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之下 ， 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 ，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 这一威胁人类的政治瘟疫是会得到有效控制的 。
李雪涛：法国文学家加缪的著名小说《鼠疫》告诉人们 ， 面对荒诞的人生 ， 重大的疫情让人们真正去思考生命的意义 。其实疫病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 ，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提醒人们 ， 以往仅仅关注政治、经济、军事的历史并不完整 ， 严肃地看待人类的疫病史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视角 。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让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开始考虑他实存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临界境况”：死亡、意外、罪责以及世界的不可靠性 。在这些境况之中 ， 现实世界的全部可疑性会凸显出来 ， 以往被认为是固定的东西、不容置疑的事物、支撑每个人的经验以及时代的理性全都消失了 ， 人发现自己被置于绝对孤独的处境之中 。雅斯贝尔斯认为 ， 人只有处于临界境况之中 ， 才能超越自己 。今天的新冠肺炎疫情也让很多哲学家思考人类的问题 。对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对人类思想变迁和文明发展带来的改变所进行的思考 ， 都给人以极大的启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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