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面对瘟疫，人类应该以理性超越指责( 二 )
腊碧士：很遗憾的是 ， 对人类历史上大部分的瘟疫 ， 我们只能通过有限的文献记载予以“重构” 。因此 ， 有些疫情被夸大了 ， 但更多的疫情却由于文献的残缺不全 ， 以至于其规模和意义很容易被忽略 。如果说之前的瘟疫还都是区域性的话 ， 那么14世纪的鼠疫席卷了整个亚欧大陆 。进入19世纪后 ， 尽管防疫的措施得到了加强 ， 但瘟疫的传播速度、传染力和致病力都进一步加强 。从1892至1893年发生在汉堡的瘟疫开始 ， 人类才留下详尽的文献资料 ， 因为这个时期的社会统计学水平较前已有大幅度的提高 。接下来1894至1938年间全球死于鼠疫的人口大约有1300多万 ， 而死于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人数更是多达5000万到1亿 ， 甚至超出了一战中的死亡人数 。其实我们耳熟能详的很多欧洲近代名人都是被瘟疫夺去了生命 ， 只是我们以往没有从这个角度关注过而已——英国诗人济慈、波兰作曲家肖邦、英国文学家史蒂文森、俄国文学家契诃夫、德语作家卡夫卡 ， 他们都死于结核病；而哲学家黑格尔和普鲁士陆军元帅格奈森瑙则殒命于1830至1832年的霍乱 。今天我们依然很难想象当时普通感染者绝望无助的惨状 。
李雪涛：20世纪90年代初 ， 您在《卫生人：近代的健康与医学》一书中首次使用了“令人不安的疾病”一词 ， 指称那些在公共空间产生的影响与流行病学的含义不一样的疾病 ， 正是这样的一些疫病会成为社会的真正杀手 。当前 ， 正是由于这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 人们才产生了忧虑、畏惧的心态 。
腊碧士：是的 ， 从人类历史看 ， 此类“令人不安的疾病”的可怕性在于人有一种对未知事物的恐惧 。以天花为例 ， 1796年英国医生琴纳成功研制出了牛痘疫苗 ， 才使得这种最古老也是死亡率最高的传染病不再是人类的杀手 ， 但真正改变局面的是全民强制接种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甚至认为 ， 拿破仑战争之所以能取胜 ， 从而使法国迅速崛起、雄霸欧洲 ， 除了军事制度的重大变化和火炮的使用外 ，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早在1800年拿破仑便下令在全国实行强制性接种 。在1808至1811年间 ， 法国有近170万人接种了牛痘 。
李雪涛：正是这样 。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 ， 普鲁士士兵在奔赴前线时接种了两次牛痘 ， 而法国军队却没有采取任何的防疫措施 ， 结果有2万士兵因此失去了作战能力 。给士兵接种疫苗成为普鲁士取得普法战争胜利的“法宝”之一 。全民强制免疫当然很重要 ， 但一旦有了疫情 ， 现代医学会采取隔离措施 。特别有名的记载是后来成为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的毛奇元帅的经历 ， 1836年他作为奥斯曼帝国苏丹王年轻的军事顾问 ， 亲身经历了在伊斯坦布尔导致近8万人丧生的大瘟疫 ， 在返回德国途中经过奥地利边境的时候 ， 他不得不接受为期10天的“禁闭” 。其实在此之前 ， 在地中海和黑海地区 ， 由政府下令对港口实施隔离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习惯做法 ，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隔离” 。
腊碧士：从历史来看 ， 欧洲在19世纪进行了关键的一步改革 ， 那就是不再将公共医疗保障看成是教会或者私人的慈善事业 ， 而理应是现代政府的一项职责 。实际上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 ， 公共卫生领域才由法国科学家巴斯德发展出微生物理论 ， 作为细菌学产物的“卫生人”概念才产生 ， 巴斯德与发现结核杆菌的德国细菌学家科赫等人的地位 ， 也从科学家上升为代表整个时代的文化英雄 。疾病从此摆脱了之前的生态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语境 ， 健康本身被解释为最崇高的价值 ， 逐渐为更多阶层所普遍接受 。但从全球范围来看 ， 各国用公共资金修建包括医院在内的各种医疗服务体系 ， 其实从20世纪才开始 。
李雪涛：19世纪末阿司匹林的问世 ， 以及之后全民免疫体系的启用 ， 磺胺类药物与抗生素的使用 ， 使得人们远离了大部分的瘟疫 。这些基础 ， 也使得今天的抗疫成为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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