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别吹宋仁宗了，宋朝哪有什么清平乐( 四 )
遭到摊派的百姓 ， 以工作内容不同作为区别 ， 有衙前、乡书手、承符、弓手、散从、壮丁……等许多名目 。 这些差役不但强迫民众脱离生产 ， 还要求民众必须付出钱粮来维持工作的运转（比如押送纲运要自备路费 ， 还得包赔损失） ， 最后往往闹到破户败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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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雅”是官家的 ， 平民百姓活着已是不易 。
宋英宗治平四年 ， 司马光在劄子里专门批评过衙前差役对百姓造成的巨大危害 。
他说：朝廷以民间百姓恐惧担任“里正”的缘故 ， 设置了衙前的差役；为避免劳逸不均 ， 还规定了衙前的差役如果出现了缺口 ， 就从各乡当中选择“物力最高者” ， 也就是最富有的人家作为补充 。
但这项政策的结果却是：“到今已逾十年 ，民间贫困愈甚 。 ”
衙前变成一种乡镇百姓人人惧怕的差役 ， 是在宋仁宗时代；司马光说“到今已逾十年” ， 指的正是 这项负担的普及始于仁宗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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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宋代政治开明者 ， 常常会提到宋代的言路足够开放 ， 士大夫可以大胆议政 ， 正如包拯、陈舜俞、司马光等直斥时弊的奏疏 。 但细究起来 ， 宋代的“言路”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 。 邓小南认为 ， 言官能够独立进谏的机会 ， 即便在宋仁宗庆历新政期间也不是寻常 ， 言路受到干预才是常态 。 《文书·政令·信息沟通》 ， 邓小南、曹家齐、平田茂树 主编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11-12
为什么衙前会让民众陷入普遍贫困？ 司马光以自身见闻做出了解释：
自从朝廷设置了“乡户衙前”这项差役 ， 百姓“ 民益困乏 ， 不敢营生” 。 富人必须要承担衙前的苦差 ， 日子还不如穷人；穷人见了衙前之役这么苦 ， 也不敢寻求致富 。
臣我曾到过一些村镇 ， 见到村民们的生产工具和生活条件都很差 ， 就问他们缘故 ，他们一致说是不敢求富 。 只要多种一棵桑树、多养一头耕牛、储蓄上两年的粮食、积攒上十匹布帛 ， 就会被周围的人当成富户 ， 然后被推举去承担会导致破户败家的衙前之役 。至于买田造屋这种事 ， 就更不敢想了 。
衙前之役让百姓两害相权取其轻 ，甘于贫困而不敢求富 ， 是宋仁宗时代士大夫们的一种普遍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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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乐》剧照
嘉佑八年 ，苏轼在给朝中大臣 韩琦的书信中说：
我在凤翔做官 ， “ 见民之所最畏者 ， 莫若衙前之役” 。 按朝廷规定 ， 家产满二百千的家庭 ， 就可以被征去衙前服役 。 但凤翔这些年来 ， 被征来服衙前之役的百姓 ， 极少有家产超过二百千的 。
从锅碗瓢盆算起 ， 家产连二百千都不到 ， “则何以为民” ， 他们要怎么活下去呢？连家产不足二百千的百姓都被拉去服衙前之役 ，可知民众已经穷困到了何种地步！
大略同期 ，郑獬也写过一个奏疏 ， 专门讲述家乡安州的百姓 ， 如何被差役弄得民不聊生：
当地服差役的人家“类多贫苦”——都是些穷苦人 。 每次征召衙前 ， 州县就派人来估计每户资产 ， 够二百贯就会被选中 。 家中的鸡狗簸箕笤帚刀具绳子等 ， 只要值一文钱 ， 都会拿来补足二百贯之数 。 去服衙前之役的人 ， 得先在吏胥们身上花费上百贯钱 ， 才能得到正经的相待；然后被派去押送纲运进京 ， 或者转往别处 ， 一次动辄就要耗费三五百贯钱 。
管理酒务的衙前差役最惨 ， 主管一回就要耗费一千余贯钱（可参考前文提到的酒类官营情况） ， 且没有任何报酬 ，“以至全家破坏 ， 弃卖田业 ， 父子离散 ， 见今有在本处乞丐者不少” ， 许多人卖了田宅也补不上这个窟窿 ， 只好去做乞丐 。 纵使第一轮衙前之役还能剩下些“小家活” ， 长不过一年 ， 短不过一两个月 ， 又会再次轮到 ， 总之是“不至乞丐 ， 则差役不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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