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别吹宋仁宗了，宋朝哪有什么清平乐( 三 )
所谓 丁口 ， 就是人头税 。 宋真宗时代 ， 两浙、福建、荆湖、广南等州的人头税收得特别狠 ， 使得当地百姓不敢再养儿子 ， “民有子者或弃不养 ， 或卖为童仆 ， 或度为释老” ， 生了儿子或是抛弃 ， 或是卖掉 ， 或是送给寺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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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乐》剧照
所谓 盐、茗、酒 ， 则是指北宋对食盐、酒、茶、矾和香等商品实施“禁榷” ， 也就是搞国家垄断 。 垄断方式主要包括：（1）官产官运官卖；（2）由官府掌控货源卖销售许可证给私商；（3）由民间生产 ， 必须集中卖给官府 ， 再由官府卖给民间 。
权力部门与利益部门挂一块牌子的结果 ， 是北宋政府在执行禁榷垄断政策时 ， 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积极” 。
北宋中期 ， 汴京有正店酒户70家 ， 每年要用掉造酒之米30万石 ， 这些酒全部得向政府购买“官曲”才能酿造 。 为了牟利 ， 北宋政府的一贯做法是多造酒曲 ， 再摊派给酒户 ， 根本不管酒户是否能把这些酒卖出去 ， 于是就出现了酒户“蹶产以偿”的普遍问题 ， 很多人把家产全卖了也还不上欠政府的酒曲钱 。
直到宋神宗时期 ，周直儒上奏说：政府摊派的酒曲太多 ， 酒曲多 ， 酿的酒就多 ， 酒价就要下落 ， 酒户亏本破产 ， 政府卖酒曲的收入也就一年不如一年 。 他建议每年酒曲配额以180万斤为最高额度 ， 闰年可增加15万斤 ， 同时每斤酒曲提价约 20% 。
但后来发现 ， 180万斤的额度仍然太高 ， 汴京酒户依然无法盈利 ， 政府又不得不降至150万斤；150万斤仍然太多 ， 又降至120万斤——在宋仁宗时代 ， 这个额度曾高达222万斤 。
这意味着：北宋政府利用自己的垄断权力 ， 完全无视汴京人民的消费能力 ， 超发摊派了差不多一倍的酿酒配额 。 所以 ， 清代史学家赵翼认为 ，就酒类垄断一事而言 ， “未有如宋之甚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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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梁庚尧在《南宋盐榷》中分析了南宋食盐政府专卖制度 ， 这些制度沿袭自北宋 ， 呈现出高度垄断、与民争财的面相 ， 从盐政可知朝代之兴替 。
食盐垄断也是类似的问题 。 北宋联金灭辽后 ， 收回了燕云十六州的一部分 ， 将原北宋境内的盐法也一并移植了过来 。
在辽人统治的时代 ， 当地“每贯四百文得盐一百二十斤” ， 也就是11.6文钱可以买到1斤盐；北宋接收该地后 ， 启动食盐专卖政策 ， “每斤至二百五十文足 ， 或二百八十文足” ， 将盐价提升到了250-280文钱一斤 ， 足足是之前的20余倍 。
指斥了上述八项盘剥政策后 ， 陈舜俞在奏疏中直接否定了宋仁宗治下的民生：
“今夫取民之财可谓悉矣 。 一夫之耕 ， 获者在田 ， 而敛者在门 。 匹妇之蚕 ， 织者在机 ， 而征者在屋 。 天之所生 ， 地之所产 ， 苟可以衣且食者 ， 皆为犯法禁 ，何民之不穷也！”
朝廷盘剥百姓财富可以说是用尽了手段 。 粮食在地里还没熟 ， 征敛者已经上了门；布帛在织机上还没完成 ， 汲取者已经进了屋 。 天地所生的东西 ， 凡是可供百姓吃穿的 ， 都变成了朝廷所有 ， 由朝廷垄断控制 ，民众怎么可能不穷！
与包拯一样 ， 陈舜俞的奏疏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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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乐》剧照
仁宗时代 ， 人不如韭
对宋仁宗时代的百姓来说 ， 更要命的还有 差役 。
宋代的差役 ， 不同于徭役 。 徭役一般是指百姓必须出人力物力去修城、筑堤、疏河、造桥 。 差役则是为官府运送物品、看管府库、督收赋税、追捕盗贼…… 总之就是州县衙门里的任何苦力活 ， 都可以免费摊派给地方百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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