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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少吃肉对人们有利 小龙虾们也有忧虑悲伤

黄有光：动物是痛苦多还是快乐多？福祉生物学续谈黄有光：少吃肉对人们有利 小龙虾们也有忧虑悲伤
黄有光：少吃肉对人们有利 小龙虾们也有忧虑悲伤
网易研究局出品——中国人如何更快乐你快乐吗？2020 ， 中国迈向全面小康 ， 物质生活富裕后 ， 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 ， 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NO.017 动物是痛苦多还是快乐多？福祉生物学续谈我们上星期的文章讨论了福祉生物学第一定理 ， 这定理论证 ， 完全不能进行灵活选择的物种是没有苦乐感受的 。 不过 ， 这并不意味着很少物种有苦乐感受 。 近年来才发展出来的苦乐情感脑科学（Affective neuroscience）论证 ， 所有哺乳动物都有苦乐感受 ， 所有有脊髓动物大概也有 。 但这并不意味着无脊髓动物是没有苦乐感受的 。2014年 ， 在顶级科学期刊Science有一篇文章发现 ， 小龙虾也会忧虑（Fossat等） 。 所谓小龙虾 ， 并不是小只的龙虾 ， 而是另外一种体型比较小的龙虾 。 大龙虾英文叫lobster; 小龙虾叫crayfish 。 把小龙虾关在笼里 ， 如果它发现并没有逃生的出路 ， 它的大脑中就会分泌一种化学物质 ， 而这物质是人类忧虑时才会在大脑中分泌的 。 所以看来相当肯定 ， 连不是有脊髓的相当低级的小龙虾都有忧虑 ， 遑论其他 。 而且 ， 忧虑可以说是比较高级的 ， 心灵上的苦乐 。 因此 ， 有苦乐感受的物种的范围是很大的 。福祉生物学第二个基本问题是问 ， 动物的净福祉是正的还是负的 ， 或它们是快乐多还是痛苦多 。 我那1995年提创福祉生物学的文章的结论是 ， 痛苦多数多于快乐 。 这结论有两个不同的根据 。 第一个是根据事实 。 绝大多数的物种 ， 当生存到生育期后 ， 一生平均会生数以百千万计的下一代 ， 而这些众多的个体 ， 只有约两只能够生存到又能够繁殖下一代的阶段 。 以繁殖而言 ， 这些是成功者 。 但有很多倍的失败者 。 失败者或是饿死 ， 或是被猎食者吃掉 ， 多数连交配的机会都没有 ， 应该是痛苦大于快乐 。 如果失败者反而快乐更大 ， 大家都争取做失败者 ， 这个物种如何能够延续下来呢？第二个根据是用进化经济学的推论 ， 在一些合理的假定下 ， 可以论证痛苦大于快乐 。 但这些假定的适用性与充分性 ， 关注动物福祉的学者还在讨论中 。人类也是动物 ， 根据快乐的调查研究 ， 人类大致是快乐比痛苦多 ， 为什么其他动物不是呢？这是因为 ， 关于快乐的调查研究都是近代的 ， 都是在多数国家已经大致达到小康的水平 ， 至少达到温饱 ， 而不是在饥饿水平线上下挣扎 。 如果人类也是像绝大多数动物一样 ， 只有一两个孩子能够生存长大到能够成功地交配与生育的阶段 ， 其他多数是因为饥饿或被捕食而死 ， 平均净快乐水平应该也是负的 ， 是痛苦大于快乐的 。福祉生物学第三个基本问题是 ， 如何增加动物的净快乐 ， 尤其是如何减少它们的痛苦 。 减少动物的痛苦的方法很多 ， 范围很大 。 在范围上 ， 我们先针对那些我们饲养来食用的 ， 像鸡鸭牛羊猪等 ， 因为我们把它们当成食物来吃 ， 如果在饲养它们时 ， 又让它们痛苦地生活 ， 这是双重罪孽 。 相反的 ， 如果我们能够让它们的一生 ， 大致快乐大于痛苦 ， 那么 ， 我们可以说饲养动物来吃 ， 并不是不道德 。 如果不吃 ， 它们就没有快乐的一生 。 因此 ， 如何能够用对人类成本不高的方法 ， 使我们饲养的动物的快乐大于痛苦 ， 是非常重要的 。 对这个问题 ， 我从1995年到2019年 ， 有不少文章讨论（见参考文献） 。 这里 ， 只谈几个要点 。上次我们已经讨论了对于像无故虐待动物、活砍鳗鱼等对人类也没有利益 ， 而大量增加动物的痛苦的行为 ， 应该完全禁止,对违反者处以重罚 。 另外一个可以低成本地大量减少动物的痛苦的方法 ， 是在饲养动物上的一些简单规定 。 例如 ， 工厂式的养鸡 ， 虽然使鸡肉的价格减少 ， 但却使鸡儿挤在狭小的笼子里 ， 没有活动的空间 ， 几乎整个生命都在受苦 。 我们让它们一生受苦后 ， 还要把它们杀死 ， 吃掉它们 。 如果你是哪些鸡儿 ， 你会怎样想？一个必要的规定是 ， 限制鸡笼的大小 ， 至少要大到它们不会太痛苦 ， 最好能够使它们的快乐不小于痛苦 。 养鸡的生产者反对 ， 认为这样会增加他们的成本 ， 减少利润 。 其实 ， 在绝大多数情形 ， 鸡鸭等的生产是有高度的竞争性的 。 长期而言 ， 他们只能赚取平均利润 ， 没有超额利润 。 因此 ， 对鸡笼的限制 ， 只会提高鸡肉的价格 ， 不会减少生产者的利润 。 对于低收入者 ， 可能应该补贴他们的收入 ， 使他们不会因为鸡肉价格的增加而损失 。 其实 ， 对于大多数人 ， 大都肉吃的太多 ， 少吃一些肉 ， 对他们是有利的 。 这像对香烟征税 ， 不但不会减少抽烟者的福利 ， 反而增加抽烟者的快乐 ， 因为减少抽烟对他们的健康有利 ， 像学者已经论证的一样（Gruber与Mullainathan 2005) 。如果鸡笼的大小增加后 ， 被饲养的鸡儿还是痛苦大于快乐 ， 则应该对工厂式养鸡征税 ， 鼓励生产者采用放养式的养鸡方式 ， 使鸡儿快乐大于痛苦 。 放养的方式 ， 使鸡鸭们有合适的生活方式 ， 又没有挨饿或被其他动物猎食的痛苦 ， 如果在最后结束生命时 ， 又有人道的方式 ， 则几乎肯定会快乐大于痛苦 。 如果我们饲养来吃的动物的一生是快乐大于痛苦的 ， 则肉食对它们也有利 ， 未必必须素食 。除了人类饲养的动物 ， 还有其他动物 ， 包括野外的 ， 而且它们的数目更加大 。 它们的净快乐是正的还是负的呢？它们是痛苦多还是快乐多呢？这是福祉生物学第二个基本问题 。 上文已经说过 ， 我1995年的文章的初步回答是 ， 大概痛苦比较多 。 对这个问题还须要做大量的研究 ， 但先假定痛苦比较多的答案是正确的 。对于这些痛苦大于快乐的大多数野生动物 ， 要提高它们的净快乐水平是很难的 ， 并不是我们人类现阶段能够做到的 。 一些生物学者认为 ， 至少我们应该避免侵占它们的地盘 ， 使它们的生活空间减少 。 不过 ， 如果它们的净快乐是负的 ， 是痛苦大于快乐的 ， 则它们的地盘减少 ， 在过渡时期可能痛苦增加 ， 但长期而言 ， 个体的数目减少 ， 总的净痛苦量也会减少 ， 不是更好吗？因此 ， 长期而言 ， 人类应该确保整个生态环境的保护 ， 并在我们在经济、科技、道德水平大量提高后 ， 能够设法帮助其他动物 ， 使它们的痛苦能够减少 ， 至少减少到不低于快乐的水平 。在达到这个长远水平之前 ， 像我们刚才所讨论的 ， 我们一方面应该减少动物的痛苦 ， 至少是那些能够用低成本就能取得的 ， 尤其是那些没有意义的 。 另外一方面 ， 我们不必在涉及动物的科学研究上 ， 采用太过严厉的法律 ， 以致影响科学的进步 ， 因为这样反而会延迟全面解救动物的阶段的到来 。 不过 ， 对于那些残忍与没有意义的虐待动物 ， 当然应该严厉禁止 。几个星期前 ， 我说过要讨论：为何男子比较花心？希望下星期可以讨论 。文献FOSSAT, P., BACQUE-CAZENAVE, J., DE DEURWAERDERE, P., DELBECQUE, J., & CATTAERT, D. (2014). Anxiety-like behavior in crayfish is controlled by serotonin. Science, 344(6189), 1293-1297. http://dx.doi.org/10.1126/science.1248811GRUBER, J. & MULLAINATHAN, S. (2005). Do cigarette taxes make smokers happier? Advances in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5: 1-43.NG, Yew-Kwang (1995). Towards welfare biology:Evolutionary economics of animal consciousness and suffering, Biology & Philosophy, 1995, 10(3): 255-285.http://www.springerlink.com/content/uj81758r187l7777/NG, Yew-Kwang (2016). How welfare biology and commonsense may help to reduce animal suffering, Animal Sentience, 2016.007. Target article for peer commentary.http://animalstudiesrepository.org/animsent/vol1/iss7/1/NG, Yew-Kwang (2019).Human superiority is obvious but does not justify cruelty. Animal Sentience 23(36)https://animalstudiesrepository.org/animsent/vol3/iss23/36/黄有光简介：Monash大学荣休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 。 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 ， 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 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 ， 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 。 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 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 。 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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