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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晚清政局：代际断裂 跌宕起伏( 二 )


如此一来 ， 形成死结 。 历史学家石泉对此问题的认识 ， 极具洞见 。 在《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里 ， 他描述这种两难：“纯就自强而论 ， 当时情势 ， 苟真欲合全国之力 ， 以大有为 ， 则仍不得不赖中枢之统筹 。 然姑无论满清统治者是否能有此认识 ， 即令有之 ， 其自身亦未能有充分之人才、实力 ， 以发之自上 。 则势必依恃汉人实力派之先觉如李鸿章等 ， 始克有济 。 而李鸿章等又决不可能进入满清统治集团之核心中 ， 以相与统筹全局 ， 合作无间者也 。 反之 ， 苟因自强工作之推进 ， 而使淮军或某一系汉人势力因而独盛 ， 则自当时满清统治集团之立场而言 ， 其威胁固不下于外患 ， 甚且过之也 。 ”
内患甚至高过外患 。 如此 ， 既要使用先进人士如李鸿章 ， 又要防止其坐大 ， 这是晚清统治者的现实 。 换一种描述 ， 自强运动的后期 ， 如何“再造中央”则为清朝核心的国家议题 。 看起来 ， 能够让人有想象力的机会 ， 是光绪亲政 。 让这个皇帝像个真正的皇帝 ， 恢复祖上之光荣 ， 这至少是光绪的师傅翁同龢的梦想 。
甲午战争 ， 翁同龢及其势力日渐庞大的“清流”一意主战 。 从事后的中日双方实力与条件分析来看 ， 不谙“洋务”的翁师傅 ， 主战意识确有误国的一面 ， 30年自强运动也就因此失败而一夕断送 。 但如果从“再造中央”恢复中央权力垄断的思路上看 ， 历史学家郭廷以亦有洞见：“光绪颇欲振作 ， 他的师傅翁同龢亦望一战而胜 ， 树立光绪的威权 ， 摆脱慈禧的控制 。 ”这场战争对光绪很重要 ， 既是摆脱慈禧控制 ， 又是中央建立威权的机会 。 只是 ， 光绪所用非才 ， “主战者 ， 为仅能作空论的幻想派” 。 历史的错位 ， 亦足叹惜 。
甲午战争失败 ， 清朝的现代化运动进入新的范式转换 ， 在种种限制条件下 ， 谁能够领导这个国家前进？历史已经过去 ， 结果当然明确 。 1895年 ， 康有为与孙中山均露头角 。
老派历史学家比如郭廷以、李剑农对历史的观察与思考没有后来者那些断代概念的约束 ， 更具连续性 ， 亦更近历史本相 。 在1946出版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里 ， 李剑农将后世标准称谓的“自强运动”称为“西法模仿时代”——似乎更准确；而之后由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 ， 则统称为“维新运动” 。 这一运动的领导人物 ， “孙中山与康有为” ， 剑农分析两个人的不同：“出生务农家庭的孙中山在十一二岁时便表现一种自然活泼的思想 ， 不以做洪秀全第二为污辱 。 孙幼年所受是西式教育 ， 以科学为基础 ， 对于西方文化的观感是直接的 ， 所以他的思想不涉于玄想 。 初闻其议论的人仿佛觉得谬妄胆大 ， 然实际很切于实情；出生读书人家的康有为在成童时 ， 便套入理学圈子里去 ， 口口声声要做圣人 。 康所受教育 ， 是东方的旧式教育 ， 以玄学为基础 ， 对于西方文化的感受是间接的 ， 所以他的思想 ， 总免不了玄杳空洞 。 初听 ， 觉得新颖 ， 但实际上终不能脱去旧圈套 。 ”
这两个人后来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命运 ， 所以 ， 如果失去综合的连续性的观察 ， 失去对他们面对同样的制度与环境不同选择的思考 ， 很难说能够理解那段历史 。 在相当的意义上 ， 康有为与孙中山不同道路的选择 ， 亦是中国人寻找国家生存与发展之路的不同方向 。 够戏剧的是 ， 他们如此不同 ， 却又一先一后进入历史的核心 。
1901年9月7日 ， 清政府因战败求和 ， 派全权代表庆亲王奕劻(前右一)和李鸿章(前右二)与英、美、德、日等11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
为什么是康有为而不是孙中山先闻著于世呢？李剑农解释说：“中国政治向来是奉圣经为准衡的 ， 故六经就是中国的宪法 。 康有为的政治思想 ， 也是由六经里面抽绎出来的 ， 他所以能做维新运动的领导者 ， 造成一时的大风潮 ， 也是因为他对于六经做了一番维新革命的工作 。 他的弟子梁启超说：‘今日中国闻立宪共和之论而却走者尚占大多数 ， 不引征先圣最有力之学说以为奥援 ， 安能树一壁垒 ， 与二千年之劲敌抗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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