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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一块钱可以买到什么？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说起上世纪六十年代 ， 一块钱人民币的“强大购买力” ， 中国乒乓球传奇名将李振恃 ， 就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1962年 ， 这位未来的世乒赛冠军只有十三岁 ， 全家人在上海就靠母亲一人的工资维持生活 。 为了能买一副新球拍 ， 他和哥哥想方设法攒下了一元钱 。 母亲吃惊地问“哪来的钱” ， 小李振恃一句话就叫母亲流泪了：“我们俩（李振恃与哥哥）一个星期没吃菜 ， 把菜钱省下来了 。 ”一元钱 ， 就是当时两个正长身体饭量奇大的“半大小子” ， 一个星期的菜钱 。以作家陈煜的考证 ， 同样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上海 ， 当时青年男女结婚的聘金 ， 通常只要4元钱 。 倘若在农村呢？要参加农村的婚宴 ， 吃一顿有白菜猪肉的“半荤素酒席” 。 “礼金”往往是四五毛钱就可以 ， 能出到一两元礼金的 ， 就是当地的有钱人 。 一块钱在这类场合 ， 分量真是很重 。而要看看当时的物价水平 ， 就更可知一块钱有多重要：在1961年的郑州 ， 精粉两毛六一斤 ， 标粉一毛七一斤 ， 精米两毛钱一斤 ， 小米一毛钱一斤 ， 花生油一斤六毛九 ， 猪肉一斤八毛四 。 而在1961年的天津 ， 牛肉价格七毛钱一斤 ， 羊肉价格七毛六一斤 。 到了1965年的郑州 ， 黄瓜每斤四分钱左右 ， 大葱每斤六分半 ， 1964年的天津 ， 鲫鱼每斤四毛钱 ， 大白米虾一斤五毛二 ， 海蟹一斤三毛五 。 这些价格 ， 就是当时全国物价的缩影 。以这物价水平看 ， 手里拿着一块钱逛一圈 ， 理论上真能豪气买买买 。 “六十年代东西便宜”的景象 ， 也令不少年轻朋友们憧憬 。 但问题是 ， 这一块钱 ， 当时真这么好拿？同样说一块钱的购买力 ， 还得看看当时的工资 。 以《中国统计年鉴》的记载 ， 1960年时 ， 中国的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们 ， 平均年工资只有528元 ， 每月也就44元 。 这 ， 都还算是当时的“高收入”家庭 。 浙江省档案馆的统计 ， 1960年代临平石料厂的职工工资 ， 也就是29元 ， 闲林钢铁厂的工人 ， 月工资大多在15至30元 。 农村的收入更低 ， 1959年中国农村居民平均年收入才69元 ， 之后几年增长到90元左右 。这个收入水平 ， 即使对比看上去很“便宜”的物价 ， 也真是不富裕 。 特别是在当时的农村 ， 一块钱 ， 更可以说是一笔不小的钱 。而且 ， 即使是在六十年代 ， 也并非所有的物品都“便宜” 。 比如鸡蛋 ， 1961年郑州的鸡蛋价格 ， 就是一块一毛八一斤 。 比比今天确实“便宜” ， 但放在当时 ， 李振恃哥俩一个星期的菜钱 ， 还买不来一斤鸡蛋 。 那时鸡蛋的金贵程度 ， 也正如作家梁晓声在其反映六十年代东北城市生活的名作《年轮》里 ， 城里赶车老头的叹息：“我都忘了鸡蛋是圆的还是方的了” 。那个时代 ， 就算条件比较好的家庭 ， 能吃上一个鸡蛋 ， 都算是绝对幸福的时刻 。工业品的价格 ， 那时更是不菲 ， 典型自行车 。 像“永久”“凤凰”“飞鸽”等名牌自行车 ， 价格长期保持在一百二十元以上 ， 相当于“国企职工”三个月工资 。 婚礼上如果能有几辆自行车（大多是借）来接新娘 ， 那就是乘豪车的感觉 。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 六十年代小伙子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城飞跑的一幕 ， 基本都是有钱人家的“专享” 。至于当时与自行车并称为“三大件”的手表与缝纫机 ， 那自然也是价格不菲：1964年的“五一牌”全钢手表 ， 每只零售价格70元 。 1965年的“上海防震表” ， 零售价120元 。 1963年一台斗卧式缝纫机的零售价格 ， 高达140元 。 每一样放当时 ， 都让人有“工资不够花”之感 。 谁家结婚时能把“三大件”全凑齐？那就是标准的土豪 。穿衣的成本 ， 那也是不小 ， 布料棉料衣料在当时 ， 都是紧俏物资 。 在1960年代的天津 ， 一件“涤棉卡其男制服上衣”要卖19元 ， 一条“涤棉卡其男制服裤子”卖14元 。 上下一“配齐” ， 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就出去了 。 所以那时的工薪家庭 ， “买衣服”真是难得的奢侈事 。 就算“过年穿新衣服” ， 也多是自己买料子做 。 至于平时？那真是“缝缝补补又三年” 。比如1962年 ， 李振恃刚走上乒乓球道路时 ， 除了“省一个星期菜钱”买球拍外 ， 母亲还把家里的大衣卖了 ， 给李振恃哥俩各买了一双球鞋 ， 外加一块海绵和一个球网 ， 总共花了十块钱 。 这就是“妈妈给李振恃打球的全部支出” 。 也正因如此 ， 那一双球鞋李振恃穿了三年 ， 补了七块补丁 ， 哪怕后来因为长身体穿不下去 ， “还舍不得扔” 。还有一些今天司空见惯的日常用品 ， 放在当时 ， 都是“天价奢侈品”：比如糖果 ， 在1960年代的天津 ， 一级白砂糖要八毛八一斤 ， 红杏软糖两块七一斤 。 要知道 ， 当时北京条件较好的工薪家庭换煤气 ， 一罐煤气价格也不过两块七 ， 相当于一斤红杏软糖的零售价 。 同时期的上海人结婚 ， 男方如果能用两三斤糖做聘礼 ， 也是非常有面儿 。还有塑料制品 。 上世纪六十年代 ， 人们常把“塑料”叫做“化学” ， 以体现其高大上地 ， 价格当然也高 。 1963年时 ， 一只“化学肥皂盒”（塑料肥皂盒）要卖七毛五 ， 相当于一斤羊肉 。 一双“化学凉鞋”（塑料凉鞋）零售价两块五 ， 一只“化学梳子”也要卖三毛三 。 对于那时的普通城乡家庭来说 ， 这类“便宜货” ， 轻易不敢买 。更重要的是 ， 就算在六十年代 ， 手里有大把的钞票 ， 可如果手里“只有钞票” ， 那恐怕也是什么都买不成 。 因为那个年代的一大特色 ， 就是凭票供应 。在那个物资无比紧缺的年代里 ， 国人的日常消费 ， 都是有“定量” 。 比如北京市的居民们 ， 除了买粮要用粮票外 ， 买副食品就要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 。 每人每月能买2两食糖和一斤盐 。 还能凭油票每月买三两食用油 。 每户每月还可以买半斤稀黄酱 。 上海市在六十年代初时 ， 发放的各类票证 ， 更在五十种以上 。 比起这些条件较好的大城市来 ， 其他地方的“凭票供应” ， 当然也更加严格 。放在整个六十年代里 ， 买粮买肉买油都需要“粮票”“肉票”“油票” ， 另外还有“工业券” ， 购买毛巾毛毯电池铁锅暖水壶雨伞等日用品 ， 都是“凭券” 。 以一些经历过六十年代生活的“老北京”的话说 ， 那时“并不是没钱 ， 而是有钱买不到东西 。 ”而在各种票证里 ， 那时最让中国家庭牵肠挂肚的 ， 当属“粮票” 。 作家马其德的小说《命独如我》里就有描述：20世纪60年代的河南农村 ， 男主人公的大哥带着五块钱走进县食堂 ， 豪气要“给俺端两碗汤 ， 拿四个馍” 。 接着就被食堂经理一声怼：“馍要粮票 ， 汤不要粮票 ， 有粮票吗？”没粮票？怀里的钱再多 ， 也只能喝口汤 。放在当时的北京 ， 六十年代初吃一碗大米饭 ， 就要四两粮票加八分钱 。 一个烧饼也要二两粮票加四分钱 。 至于买价格不菲的点心饼干？没粮票钱再多也买不了 。 看着“便宜”的东西 ， 没粮票真吃不到 。所以对于当时的中国家庭来说 ， 钱固然重要 ， 但粮票才是命根子 。 同样是以作家陈煜的统计 ， 1961年一斤北京市粮票的“黑市价” ， 就高达3元钱 。 一斤全国粮票的黑市价更到了4元钱 。 就这还有价无市 ， 看似“能买很多东西”的一元钱 ， 比起“一斤粮票”来 ， 显然逊色太多 。 一张小小的粮票 ， 关乎的就是全家人的温饱 。六十年代“一块钱能买什么”的话题 ， 牵动的不只是这样一段生活记忆 ， 更足以让我们看到新中国发展史上 ， 曾经的艰辛历程 。 与其去羡慕那并不遥远的半个多世纪前 ， 那看似“便宜”的物价 ， 不如 ， 好好珍惜眼前岁月静好的时光 。参考资料：陈煜《中国生活记忆之60年代》、朱玉《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研究》、张挺《李振恃走过的路》、《天津物价志》、《郑州物价志》、马其德《命独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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