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道德经》的世界性( 二 )


管理学者约翰·海德基于《道德经》释解而作的《领导之道:〈道德经〉的远古智慧》(The Tao of Leadership: The Ancient Wisdom of the Tao Te Ching ,1985)和《领导之道:新时期的领导策略》(The Tao of Leadership: Leadership Strategies for a New Age ,1986)两部作品获得意想不到的关注 。 夹杂着《道德经》英译、阐释和个案分析的《领导之道:〈道德经〉的远古智慧》至今保持着每年重新刊印一次的速度 。 如《道德经》57章:“我无为 , 而民自化;我好静 , 而民自正;我无事 , 而民自富;我无欲 , 而民自朴 。 ”海德从现代领导和管理角度出发 , 推出英译及其阐释:“英明的领导者会在团队中建立起一种清新而和谐的氛围 , 在此环境下团队以健康的方式自然运行 。 领导者沉默不言 , 团队依然有序运转;领导者不强制管理 , 团队依然发挥着自己的潜力;领导者无私奉献 , 团队成员也都尽心尽力 。 身教而非言传 , 才是好的领导 。 ”

中国文化中自古就有“尚和”的传统 , “和”的理念源远流长、代代相传 , 被孔子视作最高的文化成就 , 也是道家思想体系中的关系场域焦点 , 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在中国文化意识中的重要性 。 “和”的概念涵盖“和谐”“和谐状态”“和谐性”等 , 强调个人以及个人所处的一整套关系 。 如何能够做到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其所处的宇宙万物的和谐相处?《道德经》所强调的“摄生”“贵生”“自爱”和“长生久视”对此提供了回应 。 儒家和道家或隐或显都把“生”(“命”/“气”/“形”/“神”/“性”)认识为某种由种种互补力量的相互作用构成和产生自身运动的不断进行的过程 , 《道德经》有:“出生入死 。 生之徒 , 十有三;死之徒 , 十有三;人之生 , 动之于死地 , 亦十有三 。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 ”也就是说 , 这个世界到处埋伏着危险 , 生命随时受到威胁 , 故应防患于未然 , 方为“深根固柢 , 长生久视之道” 。 道教经典《老子想尔注》更是将“生”代替“人” , 而与道、天、地并列为“域中四大” , 认为“生”是“道的别体” , 是道在天地间的具体显现 , 无生命即无大道 。 道家生命伦理的基本价值取向“尚和”“贵生” , 取决于老子道生万物的宇宙观 , 使道家的哲学具有一种本质上的积极进取精神 , 为近世学者寻求消弭人类占有冲动、缓和人类社会冲突的努力指明了方向 。
20世纪初 ,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西方理性文化的终结和机器文明的崩溃 。 面对战争的到来 , 宗教组织瘫痪 , 即使名望很高的学者和教会领袖也无法把人们从战争的阴云中拯救出来 。 劫后余生 , 许多学者对西方文化进行了认真的检讨 , 对西方文明深感绝望 。 他们在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人的生活智慧中 , 寻找到一种植根于自然本能、追求和谐、遵循宇宙规律的理想样态 , 认为只有这种向内用力、十分含蓄的文化才是解救欧洲危机的“良药” 。 老子哲学中反对战争(“夫兵者 , 不祥之器”“大军之后 , 必有凶年”)、主张和谐的观点 , 引起一大批抛弃了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文化优越论的文化学者的共鸣 , 他们认识到老子思想对于消弭人类占有冲动、缓和人类社会冲突所具有的时代性意义 。 学者们在与东方文化的接触与碰撞中发现《道德经》中反战、斥战的和平理念对缓解社会的冲突与动荡具有时代性的意义 。 他们厌恶争斗 , 反对穷兵黩武 , 向往老子所描绘的人人“甘其食 , 美其服 , 安其居 , 乐其俗”的和平生活状态 。 以亚瑟·韦利为代表的西方译者大多在英译《道德经》文本中凸显“和平”“反战”理念 。
各种不同思维视域或文化背景的相互交融是一个古老而现实的精神努力趋向 , 人类传统的地方框架的时空经验正嬗变为全球的经验“座架” 。 《道德经》综罗百代 , 广博精微 , 短短五千言 , 蕴含无比丰富的哲理 。 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 , 国际汉学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 , 《道德经》因研究者众多、成果丰硕且影响巨大 , 被尊为“汉学中的汉学” 。 在国际社会谋求对话和交流的大背景下 , 对《道德经》思想意涵所彰显的世界性意义的剖析 , 不仅有利于新时期中国文化海外话语体系的构建 , 也能够使我们更好地反观自身 , 获得发展的内驱力 。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语境下 , 这种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研究 , 能够有效回答“传统”在与全球化的遭遇中走向何方、如何秉承“传统”并实现“转化性创造”等世界性问题 , 为新时期的古今、中西文明互鉴提供典范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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