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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治动乱与高压，给魏晋时期的社会带来的变化

前言：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其动乱的时代 ， 尤其是魏晋的政治混乱与高压 ， 给魏晋时期的社会带来了两个显著的变化 ， 一是名教的危机和二是清谈的盛行 。同时也为魏晋玄学的产生与繁荣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
一 、魏晋时期政治高压带来的名教危机
名教 ， 顾名思义 ， 就是名分教化 ， 在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整套礼法制度和伦理规范 ， 通常意义上说名教发生危机亦是指名教所推崇的礼法制度与伦理规范受到冲击 。东汉末年的名教之治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安宁 ， 相反其负面作用暴露无遗 ， 士人们发出"岩栖归神 ， 咀嚼元气 ， 以修伯阳、彭祖之术 ， 为优哉游哉 ， 聊以卒岁"（后汉纪）的感慨 ， 农民起义举起"苍天已死 ， 黄天当立"的旗帜 ， 说明自上而下都对名教之治的信仰发生了动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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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儒学教化）
1. 在国家层面上压抑与打击儒家之学
【社会■政治动乱与高压，给魏晋时期的社会带来的变化】曹魏政权的开创者曹操在"天下尚未定"的社会环境下 ， 将口趋迂阔的儒家之学束之高阁 ， 从某种程度上说 ， 是对儒家之学的一种压抑与打击 。由曹操而曹丕 ， 社会相对趋向缓和 ， 曹丕仰慕黄老道家无为政治 ， 推行体养生息政策 ， 接连下了《息兵诏》、《轻刑诏》、《薄税诏》等一系列诏令 ， 使得道家的"无为"思想全面进入士人的视野 。这一系列的政治措施 ， 从某种程度上说 ， 是对儒学地位的不断消弱 。
2. 名士开始对老庄之学痴爱
在社会鄙弃儒学这一大的氛围之中 ， 作为国家 ， 选择了名法之治 ， 作为个人 ， 更偏向于关注个体性命之学的老、庄之学 。"全真养性 ， 不肯以物累己"（((颜氏家训》） 。一方面反映出当时的政治高压已经给个人带来束缚 ， 让个体潜意识里感觉到自我本真之性受到栽害 ， 造成身心的紧张 ， 一种"累己"的感觉深深地渗入生命体内 。另一方面道出了老庄之学兴起并受到当时士大夫亲睐的原因 ， 可以"全真养性"老庄之学与口趋仿徨、困惑的个体生命意识相契合 ， 并使得他们备受打击与摧残的心灵平静下来 ， 并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安慰与超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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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蔑视名教礼法的竹林七贤）
正是基于此 ， 儒家之学被"弃之度外" ， 产生了空前的危机 。这种危机又恰恰给道家之学带来了发展的机遇 ，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 出现"与尼父争途"的局面 。如政治失意后的曹植在《七启》诗中表达了自己的志向:"窃慕古人之所志 ， 仰老庄之遗风 。从中均可以看出当时名士对老庄之学的痴爱 。
3. 社会兴起轻蔑儒家之礼的风气
"不率常礼"（《魏氏春秋》）这首先表现为社会上兴起了一股轻蔑儒家之礼的风气 ， 在魏晋名士身上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 并成为名士风度的一个外在表征 。阮籍在为自己"不率常礼"行为进行辩驳时就明确指出"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译注）。阮籍的"我辈"就是指那些"好老庄"的魏晋名士 ， 他们都是"不须作小小卑恭 ， 当大谦裕；不须作小小廉耻 ， 当全大让"（《家诫》）的君子 。竹林七贤等魏晋名士"不率常礼"行为的出现 ， 并得到众多士人的推崇 ， 使得魏晋士林风尚由"礼教尚峻"转变为"放荡越礼" ， 这一转变也就是礼教遭受破坏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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