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章@钱志熙丨辞章与诗歌( 二 )
从上述所言 ， 我们大体明确这样的事实 。辞章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特征 ， 但辞章并非文学的全部意义及功能所在 。 辞章艺术与文学功能之间 ， 常常存在一种矛盾和张力 。 就诗歌来说 ， 诗歌是一种语言艺术 ， 当然也可以说诗歌就是辞章艺术 ， 但辞章艺术不是诗歌艺术的全部 。诗歌的定义中包括两种基本内涵：一是诗歌是表现情志的 ， 二是诗歌是一种韵文艺术 。 前者直指诗歌的本体 ， 后者更多体现了诗歌作为语言艺术的性质 。 《尚书·尧典》“诗言志 ， 歌永言 ， 声依永 ， 律和声”已经包括了上述的两种内涵 。 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 ， 赋体物而浏亮” ， 如果“缘情”“体物”是诗赋所要追求的功能 ， “绮靡”与“浏亮”则是属于辞章艺术上的一种追求 。 这两者显然是结合在一起的 ， 但它们确实存在矛盾 。 正如陆机此论常为后人所诟病的一样 ， 他对诗赋的定义 ， 比之《尚书·尧典》的单提“言志”与《毛诗大序》着重于“志”“情”本体及其表现方式的阐发 ， 明显将一种修辞之美的理念带进了诗赋定义之中 。 其实这正是魏晋文人追求辞章艺术的一个标志 。 不仅仅是诗赋之体重视辞章 ， 魏晋时期所有的文体写作 ， 都重视修辞之义 ， 其时称述文人才艺的一个最流行的褒语 ， 即“善属文” 。 此语屡见于史传 。 但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 ， 产生了六朝修辞至上的文学观念 。 于是 ， 就有了南唐初文论家对“性灵”的强调 ， 唐人对“情性”“性灵”的强调 。 一直到后世论诗 ， 如严羽讲妙悟 ， 公安派与清代性灵派讲性灵 ， 王士祯讲神韵 ， 王国维讲境界 ， 都是从诗歌的本体及审美功能来说的 ， 而非从辞章艺术来说的 。 这也说明 ， 诗歌论其根本 ， 不在于辞章 ， 而在于情志的表现 ， 以及兴寄、兴象、境界等 。 但是 ， 在中国文人诗中 ， 辞章艺术的确是文人在创作中须臾不可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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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乐府》书影 资料图片
由辞章艺术的角度来分析诗歌的语言艺术 ， 我认为诗歌的语言艺术应该分为两种： 一种是自然的语言艺术 ， 像歌谣、乐府那样 ， 是情志饱满状态下的语言表达 ， 这时候作者所体会的主要是一种抒情状态 。 文人诗作者中 ， 像曹植、陶渊明、李白这些诗人 ， 他们对语言艺术的审美趣味 ， 都趋向于自然一派 。 事实上 ， 他们是在忠实地传承歌谣、乐府、古诗的语言艺术传统 ， 亦即文人诗发生之前的诗歌审美传统 。 这种以自然艺术为重的诗歌语言创造 ， 当然也包含着修辞的艺术在内 。 但是在这一类型的诗歌中 ， 辞章艺术不占主要地位 ， 它隐藏在自然的抒情状态之中 ， 或者依附于曲调之上 。另一种则是人工化的语言艺术 ， 亦即我们这里说的辞章艺术 。 文人诗中 ， 这种类型占据主要地位 。 在这种类型的诗歌语言艺术创造中 ， 诗人创造语言 ， 是在更多形式要素的支配下进行的 。 这些形式要素 ， 即声律、对仗、用韵等规则 ， 并且形成了一些准形式的艺术程式 ， 如起承转合等 。 当然 ， 这一类型的诗歌语言艺术创造 ， 其所遵循的仍是诗歌的情志为本的艺术理想 。 所以在这里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 即合适、恰到好处的辞章艺术与过度的修辞至上的辞章艺术 。 这可能是我们分析这类诗歌的语言艺术时首先要注意的 。
上面所说的自然的与人工的两类 ， 当然是相对的 。 我们只是就其中辞章艺术的比重而言 。 由此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中国古代文学的艺术具有突出的辞章艺术特点；我们应该继承传统的辞章批评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的语言艺术 。 但是 ， 我们还要强调 ， 辞章艺术并非诗歌艺术的全部 ， 关于诗歌的语言问题 ， 也有大于辞章的部分 。 同样 ， 单纯用修辞格来分析诗歌艺术 ， 更是远远不够 。 我们要在辞章艺术与诗歌的情志本体之间 ， 来把握诗歌语言艺术的各种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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