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托」No.1426 普里莫·莱维 | 那些有罪的记忆与扭曲的现实( 二 )
到现在为止 ， 我们掌握了施暴者的大量供词、证言和自白（我不单指德国纳粹党徒 ， 而是所有服从法西斯主义而犯下多种恐怖罪行的人们）：有些来自法庭 ， 有些来自采访 ， 有些仍然包括在书籍和回忆录中 。 在我看来 ， 这些材料至关重要 。 一般来说 ， 对于目睹事实和所犯罪行的描述并不重要：它们充分与受害者的陈述一致 ， 鲜有冲突之处 ， 随着法庭的判决 ， 便成为历史的组成部分 ， 往往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 更重要的是动机和理由：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意识到自己正在犯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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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
对这两个问题（或者其他类似问题）的回答非常相似 ， 尽管被询问人秉性各异 ， 如野心勃勃、非常聪明的专业人士施佩尔（Speer）；冷酷而狂热的纳粹党徒艾希曼（Eichman）；目光短浅的公职官员 ， 如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斯坦格尔（Stangl）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霍斯（H?ss）；愚钝的畜生 ， 像博格（Boger）和卡度克（Kaduk） ， 酷刑的发明者 。 每个人的表达各不相同 ， 带着多多少少的傲慢 ， 取决于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文化背景 ， 但他们的回答最终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我这样做是为了服从命令；其他人（我的上级）比我做得更糟；我成长所接受的观点 ， 生活的环境 ， 让我不能采取其他行为；就算我不这么做 ， 其他人也会顶替我的职位 ， 甚至做得更糟 。 任何读到这些辩解的人 ， 第一反应都是强烈的反感——他们说谎 ， 他们看不到这些借口在他们引起的巨大痛苦和死亡面前是多么苍白 ， 他们不会相信人们能相信他们 。 他们故意说谎——他们是奸诈之徒 。
在此 ， 任何对人类行为有着丰富经验的人都知道 ， 奸诈和诚信的区别（“对比” ， 语言学家会说）带着启蒙主义的乐观精神意味 。 而我们有更充分的理由相信 ， 对于刚刚提到的这些纳粹党人 ， 奸诈与诚信之间的界线更趋于模糊 。 我们可以假设 ， 在他们之中 ， 很少有人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 ， 但即使这极少数人 ，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 只要过去或现在的事实让他们不安或紧张 ， 便会很快失去这份清醒 。 在这样的条件下 ， 的确有人故意说谎 ， 冷静地编造事实 ， 但多数人则拔锚、启航 ， 暂时或永久地 ， 远离真实的记忆 ， 为自己编造一个方便的事实 。 对他们来说 ， 过去是一种负担 ， 他们为犯下的罪恶（或遭受的痛苦）感到厌恶 ， 愿意用另一份记忆替换真实的过去 。 开始时 ， 这种记忆更替可能完全是有意的 ， 根据一个虚构的脚本 ， 凭空捏造 。 尽管扭曲了事实 ， 但真实的记忆比它更痛苦 。 他们向别人 ， 也向自己不断重复虚构的记忆 ， 真与伪的边界渐渐模糊 。 最终 ， 他们完全相信了自己讲述了无数次 ， 并将继续讲述的故事 ， 修饰和润色其中的各处细节——那些不可信的细节 ， 那些与历史公认事件不相符或不一致的细节——最初的捏造转变为笃信 。 从凭空虚构到自我欺骗 ， 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是有用的——任何坚信自己谎言的人的日子都要好过得多 。 他的故事讲述越逼真 ， 就越容易取信于法官、历史学者、读者 ， 或他的妻子和儿女 。
事情过去得越久 ， 这种自我欺骗的虚假记忆就越趋于完美 。 我相信只有这种精神机制才有可能解释 ， 比如 ， 路易斯·达奎尔·德·佩莱波（Louis Darquier de Pellepoix） ， 维希政府犹太人事务委员会委员 ， 在 1978年对《快报》（L’ Express）的陈述 。 尽管他对驱逐大约7万名犹太人负有责任 ， 但他否认一切——成堆尸体的照片是画面剪辑而成；成百万的死者人数是犹太人编造的 ， 目的是贪婪地窃取公众的关注、同情和赔款；可能驱逐过一些犹太人（他发现这点难以否认 ， 他的大名出现在太多驱逐令的下方 ， 包括对儿童的驱逐令） ， 但他并不清楚这些犹太人的目的地和遭遇；的确 ， 奥斯维辛有毒气室 ， 但那是为了杀死虱子 ， 而且无论如何（注意他说话的条理性） ， 这些毒气室是为了拍照在战后修建的 。 我并不想为这个懦弱、愚蠢的家伙辩护 。 而且 ， 战后他在西班牙享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太平日子 ， 这件事也令我愤怒 。 但我认为 ， 我从他身上也看到了一种从习惯当众说谎到最后自欺欺人的典型案例 。 为自己构建一个心安理得的事实 ， 从而平静地生活下去 。 保持真伪之间界线的代价是沉重的——这需要一个人保持正派、诚恳或真诚 ， 并不断付出智力和道德上的努力 。 我们怎么能期待像达奎尔这样的人会付出这样的努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