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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李学勤先生对秦史与秦文化研究的贡献


【学人追忆】
作者：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刘钊教授在总结中国近现代以来文字学研究的学术史时曾经写道 ， “李学勤涉猎面广 ， 学问渊博 ， 在甲骨学、青铜器研究、战国文字、秦汉简帛、文化史、先秦史诸多方面都深有造诣” 。 秦史和秦文化研究 ， 在李学勤先生所进行的学术探索中只占非常有限的比重 。 尽管如此 ， 他的学术关注 ， 往往对学界有所引导 。 他的考察方法 ， 往往对学界有所启示 。 他的创新识见 ， 往往大大提升这一研究方向的总体水准 ， 不仅在若干研究专题占据着学术制高点 ， 有些认识将长期对秦史与秦文化研究的推进发挥引领和指导的作用 。

【李学勤】李学勤先生对秦史与秦文化研究的贡献
本文插图

李学勤先生（左二）研究团队正在研究清华简 。 资料图片
秦文物研究的先行者
对于秦史的总结 ， 有学者走出了自早期秦史开始追溯 ， 而并非仅仅考察秦王朝史、秦帝国史的学术路径 。 这一学术认识 ， 其实李学勤很早就已经付诸实践 。
早在20世纪50年代 ， 李学勤就对秦国器物多有关注 ， 发表了《战国时代的秦国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这样的专门研究秦器的论文 ， 此后又在《战国题铭概述（下）》（《文物》1959年第9期）中 ， 对易县和长沙出土的两件秦戈有所补论 。 《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文物》1960年第7期）一文 ， 则根据对原器的目验 ， 补正了对秦始皇四年吕不韦戈题铭的释读 。 在《关于东周铁器的问题》（《文物》1959年第12期）一文中 ， 他赞同不以《诗·秦风》的“驖”字作为铁器出现之证 ， 并从文字衍变的角度进行了说明 。 这样的论点 ， 体现了学术上的高度清醒 。
发表于秦史研究热潮刚兴起之时的《秦国文物的新认识》（《文物》1980年第9期） ， 是一篇学术内涵极其丰厚的论文 。 对新出秦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 并且通过这些材料“分析秦与东方各国文化的异同” ， 对过去著录的秦国文物 ， 也提出了新的认识 。 文中所分别论述的专题包括：一、不其簋与秦早期历史；二、春秋前中期秦器的序列；三、中山鼎与平安君鼎；四、秦郡县造兵器的新发现；五、论秦咸亭陶文 。
在《北京拣选青铜器的几件珍品》（《文物》1982年第9期）、《论河北近年出土的战国有铭青铜器》（《古文字研究》第7辑）、《〈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选释》（《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等论文中 ， 李学勤也论及秦器 。 《谈文水出土的错银铭铜壶》（《文物》1984年第6期）一文所讨论的铜壶 ， 虽然是一件燕器 ， 然而出土于秦代墓葬中 ， 据推定 ， 大概“是在秦向东方发展过程中流落到秦人手里的” ， 因而也与秦史有关 。 其他如《秦公簋年代的再推定》（《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3~14期）、《秦孝公、惠文王时期铭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年第5期）、《最新出现的秦公壶》（合著 ， 《中国文物报》1994年10月30日）、《秦怀后磬研究》（《文物》2001年第1期）、《“秦子”新释》（《文博》2003年第5期）、《论秦子簋盖及其意义》（《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6期）等 ， 也都以真知灼见 ， 推进了秦史与秦文化的研究 。
《战国秦四年瓦书考释》（《联合书院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记秦廿二年石臼》（《秦汉研究》2007年）等论文 ， 对于学者较少讨论的其他材质的文物遗存也进行了认真研究 ， 提出了重要意见 。 关于石鼓文的年代 ， 以往存在多种认识 。 他指出 ， “与石鼓有关的《秦风》云‘游于北园’ ， ‘北园’据出土陶器知在今凤翔 ， 这对判断石鼓原在地和年代提供了新的线索 。 看来 ， 石鼓大约为春秋中晚期的作品” 。 这样的判断 ， 是有说服力的 。
《西汉金文中的咸阳》（《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 通过对一件西汉青铜器的研究 ， 澄清了有关秦行政地理的一个重要问题 。 其中涉及地名移用的人文地理规律 ， 对秦汉北边的开发史 ， 提供了新的文物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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