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震惊韩国的“N号房”,最恐怖的究竟是什么?( 二 )
根据韩国警方的统计 , 2012年至2017年间韩国偷拍类犯罪共计3.4万宗 , 其中84.8%的受害者是女性;与“N号房”类似的“Soranet”偷拍网站 , 在韩国存续17年 , 会员数超过100万 。
如今 , “N号房”及其26万名观看者再度将持续多年的社会脓疮曝于人前 。 还有多少男性是可靠的?女性与性犯罪的距离到底有多近?韩国的下一代会否“真正生活在地狱中”?
来自韩国女性的追问 , 近乎声嘶力竭 。
“上当的肯定不止74人 , 而且未成年人只会比成年人更多” , 一名因严重缺少生活费而被胁迫拍摄了40多段影像的受害人说道 。
“‘N号房’事发后 , 公司HR找每位员工谈话 , 试图在公司内部排除有嫌疑人的可能 , 周围的男性同事对此闭口不谈 , 仿佛心照不宣其中可能有参与者一般 。 ”一位在韩国工作的华人女性告诉岛妹 。
首尔大学女性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李振羲认为 , 偷拍现象并未被韩国政府真正重视;一位中国观察者则表示 , 偷拍在韩国娱乐界或已形成某种“文化”——“综艺节目里经常出现搞笑类偷拍 , 是不是也在给人们灌输‘偷拍无所谓 , 只是为猎奇’的畸形观点?”
一位接受BBC采访的同类事件受害者坦言:“我觉得所有的男人都看着我 , 好像我只是性对象 。 ”而对于更多韩国女性 , “N号房”像是“打开厨房的灯 , 忽然发现有26万只蟑螂冲向你” 。
与此同时 , “N号房”涉事会员则不乏为自己的“理所当然”辩解者 。 这恰恰说明了日趋极端的性犯罪 , 正面临着怎样复杂的语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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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会员在社交网络上自我辩解
土壤
“N号房”被爆出后 , 舆论界出现了很多反思:究竟是怎样的土壤 , 培植出了“N号房”?
Telegram等即时通讯软件以及匿名化的网络空间当然难辞其咎 。 针对性剥削的市场和需求在全世界都时有出现 , 而一旦转入更加隐秘的网络空间 , 这些变态内容的传播与观看就更加肆无忌惮 。
一方面 , 当现实社会中人们需要顾及的道德律令在匿名世界中难以形成约束 , 价值观决堤、跌破下限就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另一方面 , 侵害以特定的形式发生 , 一定程度上又折射了其所处的社会权力结构与文化环境中的问题 。
有受访对象将韩国根基颇深的等级制度和父权文化
视作“N号房”的深层土壤:“韩国历史上并未就父权性别制度作颠覆性革命 , 男尊女卑或者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有很大可能从前现代延续下来 , 最终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物质主义和由经济地位决定的权力结构‘合流’ 。 ”
在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 , 1982年(时间很现代)出生于首尔(地点也很现代)的女主人公从小到大的经历 , 就反映出了韩国女性在这一社会-文化土壤中的际遇:
家里最好的东西只给弟弟;上了中学 , 要提防地铁、公交车上的咸猪手;入职公关公司 , 下班不得不忍受客户的黄色笑话和劝酒;31岁结婚 , 随即辞职成为全职母亲 , 被社会嘲笑为“妈虫”;最终不堪重负 , 患上精神分裂症......
耐人寻味的是 , 这样一部反映现实的影片 , 从筹备之始即陷入舆论漩涡 , 无论是阅读原著的女明星 , 抑或是参演电影的女演员 , 都成了众多韩国男性攻击的对象
。
而在近年来的韩国 , 随着经济不稳、社会焦虑的加剧 , 以及废除户主制、出台性暴力及家庭暴力特别法等政策变动 , “女性龙卷风”似乎形成了某种对性别权力结构的“威胁” , 被一部分韩国男性视作“假想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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