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鹤执笔研究报告：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全文)( 三 )
7.危机爆发后 ， 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 ， 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 ， 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 。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 ， 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 ， 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 ， 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 ， 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 ， 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 ① 。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 ， 但对当事人来说 ， 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 。 这是因为 ， 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 ， 决策者缺乏经验 ， 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 ， 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 ， 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 ， 这一点在最近的希腊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同时 ， 在市场大幅波动中获益是大金融资本的逐利本性 。在一些国家软弱的政府政策面前 ， 国际金融市场力量往往起到“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作用 ， 这种力量又与在野的政治力量相结合 ， 使得当政者处境岌岌可危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 ， 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 。 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其政治属性 ， 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 。 （①2012年欧债危机持续发展 ， 法国、希腊、西班牙等国的民意普遍左转 ， 民族主义和极左、极右势力明显抬头 ， 大选之年政府不得不迎合民意 ， 许多有利于债务问题解决的政策难以实施 ， 欧债风险迅速上升 。 ）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 ， 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 ， 不可轻言经济复苏 。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 ， 会发生很多意外事件 ， 它们似乎是一些小概率事件 ， 由运气决定 。 但事实并非如此 。 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入危机状态 ， 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 。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 ， 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 ， 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 ， 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 。在这个过程中 ， 政府面对超高的负债率 ， 先是在财政上采取紧缩政策 ， 去杠杆化进程开始；随后经济泡沫破裂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往往通过货币贬值和债务重组得以缓解；而后 ， 在经济未实现好转之前 ， 通胀上升和股市繁荣往往带来一次虚假复苏 ， 但很快会遇到经济的二次探底；在1929年的大萧条中是这样 ， 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已经出现了这种迹象：美国金融危机一度出现缓解 ， 但欧债危机却出乎意料地全面恶化 ， 系统风险迅速上升 ， 全球经济可能由此进入第二轮危险期 。同样 ， 当国内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之后 ， 就会向外部转移和推卸责任 。危机的自我拓展只有走完全过程才能达到新的平衡点 ， 大危机一旦发生就注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上次大萧条最极端的情况是希特勒通过民选方式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当前特别需要重视的是 ， 在危机自我逻辑实现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意外事件 ， 一连串的失控和误判也屡屡发生 。目前 ， 欧债危机正在深化 ， 中东形势很不确定 ， 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冲突相互交织 ， 在这种情况下 ， 我们对本次危机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见图5） 。
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 ， 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 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大萧条后 ， 世界在绝望中发生了凯恩斯革命 。 在这次危机中 ， 虽然凯恩斯理论再一次获得生命力 ， 但人口老龄化、全球产能过剩、资源约束强化所导致的潜在生产能力下降 ， 加上劳动力市场更加“粘性” ， 使单纯扩张总需求的政策撞到天花板 。同时 ， 全球通缩压力、欧洲主权债务恶化等导致的负面效应显现 ， 全球经济又一次进入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境地 。前一段兴起的心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相结合的不少研究引人注目 ， 目前兴起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呼声提高 ， 这说明全球都在等待着理论创新 。这次理论创新可能围绕全球经济最实质和困难的问题展开：世界出现的总需求萎缩和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在全球宏观配置失衡的局面 ， 加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绝境 ， 既带来本国的社会政治问题 ， 也快速向全球传染 ，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尚无明确思路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 单个国家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 ， 而大国相互合作又如此困难 ， 急需提出一个可行方案,解决这个全球性的复杂问题 。我们看到 ， 全球经济的恶化又一次产生巨大的倒逼力量 ， 这在曾经的欧盟峰会上已经体现出来 。 同时还要看到 ， 尽管理论创新十分重要 ， 但全球经济能否走出危机 ， 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运气因素 ， 这在1929年大萧条的末期表现得十分充分 。10.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 ， 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 。“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验证 。 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世界每隔百年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大国。这个判断可能被两次危机所证实 。 大萧条后世界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洲 ， 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 ， 美元占据支配地位 ， 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诞生 ， 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这次危机发生后 ， 全球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 二十国集团（G20）平台产生 ， 世界实力对比正在急剧变动 ， 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看 ， 危机不仅具有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作用 ， 也有积极的创新作用 ， 更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 。总之 ， 大危机所分配的不只是一个国家国内的财富 ， 而且是国家之间实力的对比 。危机的再分配效应是无法抗拒的 ， 世界经济秩序将继续发生稳步但不可逆转的重大变革（见图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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