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北京人,依然买不起房 我的故乡也失去了
多年以后 , 大院出生的人将那里的生活拍成了风靡全国的影视作品 , 充满了男子气概和阳光 。 可后来的困顿 , 却没有人提及 。我出生在北京 , 身份证号以110106开头 。 我是北京人 , 但不是土著 。上世纪50年代初 , 我姥姥和还是未婚夫的姥爷工作调动 , 先后来到北京 , 我奶奶一家则来得稍早一些 。 上世纪30年代前后 , 我爷爷到北京上大学 , 于是从祖籍地举家迁了过来 。18岁之前 , 我一直住在南四环外航天大院的姥姥家 。 大院的人多数都是从上世纪50年代起 , 陆续因工作调动来到北京的 , 包括我姥姥一家 。 这其中也有一些曾经的英雄人物 , 是通过地下通道 , 从香港来到北京 , 几经辗转来到大院工作生活的 。 上世纪第一批人口普查时 , 这些人被登记成为了北京人 , 拿到了110开头的身份证 , 尽管他们乡音未改 。到我出生时 , 已经是航天大院的第三代 。 经过头两代航天人的建设 , 家属区的面积已经非常大 , 从西北角到东南角 , 大概要坐四站公交 。一条东西向的马路把家属区一分为二 。 路南是配套更好的社区 , 有好几个江南风格的小公园 , 子弟小学也是几所当中最好的 , 这里住的多是科研人员 , 也曾住过“两弹一星”的院士;路北则是大院工人的聚居地 , 周边环境乱很多 , 连一个像样的居民公共场所都没有 。我家就位于这条马路的北边 。 除了姥姥 , 我的父母都不在大院工作 , 所以只能住路北 。 我所熟知的几个“路北朋友” , 家里情况和我家差不多 , 这也包括大伟 。 大伟家住在我家旁边 , 那是一座建造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三层苏式老楼 , 公用的厨房 , 好多年代片里一样的格局 , 唯一的现代气息是他家有室内卫生间 。大院的生活圈子里有一条清晰的鄙视链:路南的瞧不上路北的 , 而无论路南还是路北 , 都看不上周边农村的 。
如果周边农村户口的想找城里人结婚 , 多半只能找个不完美的城里人 , 这是当时常见的做法 。 例如大伟妈妈是航二代 , 可有先天残疾 , 大伟爸就是来自周边农村 。 大伟爸第一次去见家长是平生第一次迈进楼房 , 急得在楼下直喊大伟妈的名字 , 见大伟妈从窗户里探出个脑袋 , 他扯着脖子喊:“这楼咋上去啊?”我一直不曾怀疑大伟讲的这件事的真实性 。 因为在大院和周边农村之间 , 一直有一道隐形的围墙 , 将两边的人隔开 , 墙外的人很少能有机会进入墙内 。 直到今日 , 这道围墙仍然存在 。大伟出生后 , 按照当时的政策 , 顺利落户母亲这边 , 成为了一个城里人 , 他有资格进入子弟小学 。 因为住得近 , 我小时候常找大伟玩耍 , 但我妈并不允许我和大伟走太近 , 怕我沾染上不好的风气 , 更怕他们家“把我抱到农村卖掉” 。在那条鄙视链条的影响下 , 很多航二代对周边农村人带有天然的想象 。路北家的孩子多数是工薪阶层 , 可我家连工薪阶层都算不上——我妈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那一年下岗了 。
我妈1957年出生 , 初中时是班上的学习尖子 , 但赶上了上山下乡的末班车 , 学业耽搁 , 人生中的最高学历就成了初中 。 这是谁都没办法的事 , 却直接导致我妈此后对高学历的人仰慕有加 , 于是找了个70年代末的大学生 , 也就是我爸。下乡回来后 , 我妈面临着工作分配 , 按照大院的惯例 , 子女可以进大院接替父母的班 , 姥姥和姥爷考虑再三后 , 把这个宝贵的名额给了舅舅 , 而妈妈则被分配到北京的一家工厂 。在1997和1998年的改革浪潮中 , 这家工厂抵挡不住连年的亏损 , 裁退了一批职工 。 下岗其实早有征兆 , 这家工厂基本发不出工资了 , 更别说那时候各单位常见的福利分房 。我妈靠电视里教的计算机课程 , 自学了电脑的基本操作 。 那个时代会用电脑也算是一门技术 , 很快 , 她就找到了新的工作 。可我家的处境仍然没有很大好转 , 爸爸身体不好 , 虽然大学毕业 , 但分配的单位效益也不好 , 甚至早我妈若干年办理了病退 , 自然没有资格分到房子 。为了方便在子弟学校上学 , 我一直和妈妈住在姥姥家 , 爸爸和奶奶则住在距离大院不远处的一个老楼里 , 不过我从没有为家里的环境感到自卑过 。2001年前后 , 大院集中给职工盖了一批房子 , 18层的高层住宅在一片红砖老楼里显得十分气派 , 表妹一家凭借着大院双职工身份分得了一套 。有天下午 , 我跟着舅舅去他新家看房 , 新房墙壁粉刷得很洁白 , 我心生妒忌 , 带表妹玩一个游戏:在房间里冲刺 , 然后用手触墙做缓冲 。 看到墙上留下脏脏的手印 , 我才心满意足 。妈妈的第二份工作也没有维持很多年 , 小学六年级的一天 , 姥姥接我放学 , 我惯常嚷着要喝酸奶 , 姥姥突然声音一沉:“你妈可能又要失业了 。 ”我听后没说什么 , 把一袋特价酸奶放进了购物筐 。很快我小升初 , 北京市几所重点初中都录取了我 , 但要交3万元的择校费 。 与此同时 , 我家附近的一所子弟初中实验班也录取了我 , 那是一个身边的子弟伙伴都不愿意去的学校 。妈妈问我选哪个 。 在一顿只有番茄菜花的午饭中 , 我做出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选择:子弟初中 。这样选择的原因很简单 , 我小升初那年 , 大伟正从那所中学毕业 , 中考成绩很好 , 去了一所重点高中 。 我有理由相信子弟初中的教育质量也是不错的 。2009年 , 大伟从北京市一所非常普通的高校毕业 , 学的是市场营销 。 这种专业并不像理工科那么好找工作 , 他起初在一家小公司里做营销方面的工作 , 每月拿着税后2000多的工资 。大伟知道自己家境不如人 , 更是加倍努力 。 他也算幸运 , 很快获得一家发展很快的中型公司的垂青 , 领导很认可他的能力 , 便带在身边培养 。 我遇到他前一个月 , 领导决定派他去南方开辟市场 , 并且给了相当诱人的待遇 。“干嘛离开北京啊?”在我的潜意识里 , 外地人蜂拥涌入北京 , 北京孩子却要到外地 , 这简直是闻所未闻 。“在北京我根本买不起房 , 我妈常年吃药 , 家里也没多少存款 , 女朋友家提出结婚的条件是要有房子 。 ”“那你爸呢 , 你爸不是北边村儿里的吗?应该拆迁了吧 。 ”我咬着可乐吸管问他 。他叹了口气:“我爸当年为了一个非农户口 , 做上门女婿后就把户口迁过来了 , 哪想到后来社会变革这么快 。 ”当年大院周边的农村都逐个拆迁 , 曾经的农民转身变土豪 , 分得了多套房子和现金 , 开始变得扬眉吐气 。 曾经周边带有特别俗气字眼的“屯”、“村”等地名 , 早就被一个个洋气楼盘的名字所取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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