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的最后十年,为什么怂了为什么怂了|

1842年3月，春风灌满开封城。此时距林则徐以“戴罪之身”来到开封祥符工地，投身黄河大堤修复工作已经半年多了。在这段时间里，林则徐每天黎明便去河堤工地督工，常常深夜三四更才得休息。虽然“身体难支，屡欲乞疾” ，但想到河南、安徽两省六府二十三县正在洪灾中挣扎的百姓，也为自己能“效力赎罪” ，林则徐还是咬牙坚挺。如今，黄河大堤已赶在春汛前修复完工，百姓们再不用遭河患之苦；主持修复大堤的好友王鼎也上书道光帝，直言“林则徐襄办河工，深资得力” 。假如皇帝开恩，能按照惯例论功行赏，让林则徐“将功折罪” ，他大概就可以免于流放新疆，甚至能继续留在东南，为大清抗英。然而，随着3月10日浙东战役清军的惨败，林则徐的希望最终变成了失望。在道光帝回复的谕旨中，所有参与治河的官员都得到奖赏，但林则徐得到的只有道光帝饱含恼怒的一句话： “林则徐仍遵前旨即行起解，发往伊犁（今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 打碎的牙往肚子里咽。写下“人事如棋浑不定，君恩每饭总难忘”的诗句，林则徐收拾行囊继续西行。

▲ 林则徐（1785-1850）走到西安的时候，林则徐病了。他向清廷请病假，就地租房子住下养病。其间他把妻儿接到西安团聚。经过两个月的“缠绵医药” ，林则徐“疟始渐止” ，再一次踏上流放之路。临行前，他写了《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二首。其中一首，后人耳熟能详：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这是对家人的安慰，也是对自己的安慰：只要对国家有利，绝不惜命避祸，远戍新疆就远戍新疆吧。的确，为了国家，林则徐一点也不惜命，不避祸。但鸦片战争之后，他变了。这场爆发在两个文明之间的不对称战争，让林则徐备受打击。战前，林则徐对击败英国信心满满。比如在写给英国国王的信里，林则徐就说了： “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者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 在他看来，英国人的生活离不开中国特产茶叶和大黄。所以一旦断绝贸易，英国人就“无以为生”了。

▲ 茶叶，大清国的“秘密武器” 关于英军的战斗力，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林则徐又说： “夫震于英夷之名者，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足裹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上岸，更为无能。 ” 在林则徐的汇报中，英国人无非海军厉害，除此之外一无所长，尤其他们的步兵腿裹得太紧了，屈伸不便，一上岸就废了…… 直到定海失陷后，林则徐仍然坚持这种看法： “彼等之所持，只在炮利船坚，一至上岸，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缠裹，腰腿僵直，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足以制其死命。 ” 由于英军“浑身缠裹，腰腿僵直” ，一趴下就站不起来，莫说是清军兵勇可以“手刃数夷” ，就算是个平头百姓，都足以要了英军士兵的命…… 然而结果是，大清一直败，阵阵败，从头输到尾，不仅海战打不过，陆战也毫无还手之力。作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中西之间的差距，这一回林则徐终于看透了，而且看得那么痛。

▲ 马嘎尔尼访华，让中国人误解洋人的腿不会打弯只是战败的打击还不够。由于清廷将中英开战归咎于林则徐禁烟不善，自战事不利于清廷开始，朝中关于林则徐的非议便铺天盖地。在许多人口中，若要与英国议和，首先就要惩办林则徐，宛如南宋初年，要与金朝议和就得惩办岳武穆一样。当初道光帝委任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督办禁烟时，曾明确表示要林则徐“力杜来源” ，而自己“断不遥制” 。如今这“断不遥制”变成了“误国误民，办理不善”的诘责，变成了“废弛营务，办理殊未妥协，深负委任”的判词： “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 昨日功臣，今日罪臣；昨日恩宠，今日责骂。甚至立了治河之功，都得不到皇帝的宽宥。朝中舆论汹汹，纷纷指责林则徐是战争之祸首。一片谩骂声中，那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心，变了。在前往新疆的途中，林则徐写信给朋友。在信里，林则徐谈起中英差距：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 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人家的大炮能打十里内外，我们的大炮却打不到；人家打炮跟放排枪一样啪啪啪，我们打一炮就得歇好一阵子。正所谓“器不良，技不熟” ，光靠“胆壮心齐” ，调百万军队过来也白瞎，就算岳飞韩世忠在世也无可奈何。中英之间军事上的差距，林则徐这段话说的很透彻、很形象。在清廷的官僚中，这大概是最早透露出“向西方学习”的意思。然而紧跟着，林则徐又写了一句话，特别嘱咐收信人“不要给别人看” 。也就是说，他并不打算将这一想法公诸于世。当年，在贬谪路上经过扬州的时候，林则徐将自己在广州收集、翻译、整理的各种国外信息，以及未完成的《四洲志》手稿转交好友魏源，嘱咐他将此书完成。之后，无论林则徐身处何地，身为何职，林则徐都没有公开提起过“洋务”“师夷”这样的主张，遑论大力倡导。明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却又为何缄口不言呢？